筆者今年68歲，將屆“古稀”之年，是一個“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老在新時期” 的人。本文記述的是解放前我所親見親聞的幾件事。由于當時年齡太小，雖有記憶，但不全面。雖不全面，卻很難忘。
關于“跑反”的見聞
我的老家在徐州西北七十五里沛縣最南端的卓洼村。這是一個方圓十幾公里的著名村莊。在該村往北幾十里是湖西老解放區，往南緊接銅山縣，屬于國民黨的模范區。從抗戰開始到解放的整整十年里，這一帶地區處于敵我“拉鋸的狀態，日本鬼子、漢奸隊、國民黨、沛銅兩縣的頑固軍，還有我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游擊隊，這敵、偽、頑、我四股勢力在這一帶斗爭得非常激烈，老百姓受苦難也最深，經常是一個“軍頭”的部隊過來，人們就驚慌地扶老攜幼跑到青紗帳里和外村去躲藏。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和地域環境造成人們要經常地外逃，這就是當地農民所說的“跑反。”
小時候，我經常聽村里的老人們說到日本鬼子燒毛莊全村大“跑反”的辛酸往事：1938年夏天的某一日，駐在敬安據點里的幾個鬼子兵竄到敬安東北八里路的毛莊襲撓該村一個叫韓廣才的人。他家的幾個女眷都藏在一個柏樹林子里，被鬼子發現后情況非常危險。韓廣才兄弟四人為了保護女眷，奮起與鬼子打斗，結果有兩個鬼子被打死，一個被別村人追殺，只有一個鬼子兵逃回敬安。于是，據點里的日偽軍傾巢出動，附近幾個村莊特別是與毛莊相距只有一里路的卓洼村的人們便全村大逃亡。我們全家當時七、八口人，逃到東北十八里遠的馮集村我外婆家避難。晚上，全家人遙望西南方向，半個天空都照紅了，人們猜想這是鬼子把卓洼燒了，我的曾祖母哭著說：“這可沒有家了，往后怎么活呢？”事后知道敵人只把毛莊燒了個精光。后來這個村的農民都遷到附近其它村莊去住，毛莊永遠消失了，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路過該村舊址時，還能看到泥土里仍有風化了的磚瓦細粒。鬼子燒毛莊全村大逃亡的事情，我雖是聽說，但確是真事。我所親見的“跑反”有這樣幾次：在解放戰爭的某一年，有一天傍晚，父母讓我去附近的朱橋村接我姐姐，她在姨奶奶家己躲藏了兩天，現在形勢已經緩和，可以回家了。而在同一時間，離我家十幾里的表姐又在我家躲藏了幾天。還記得在一個冬天的晚上，村西頭的李家表嬸帶著小孩來到村東的我家“跑反”，我和母親、姐姐、表嬸娘兒倆在紅薯窖子里藏了整整一夜。到底哪里是安全的地方，誰也不知道，反正總是覺得自己家不安全，別人家里更安全。
在我的記憶里，當時農民最怕的是日本人，往往幾個鬼子兵就能把全村人趕得亂跑。人們認為，日本鬼子是外國人，不通人性，提到日本人就害怕。人們最恨的是國民黨的“新五軍”，因為這支部隊軍紀最壞，所到之處打人抓丁，牽羊捉雞，無惡 不作，他們一來，人們必跑無疑。記得有一天中午，一支新五軍路過我村，我父親未能躲避被強拉帶路，母親拿了兩個饃饃送去也未追上，全家焦急萬分，幸好晚上就放了回來。另外，人們也害怕八路軍，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無孔不入的反動宣傳的“功勞”，他們誣稱八路軍是 “八路扒路，殺人放火，共產共妻，不孝父母的一群匪徒”。我小時候就經常聽到大人嚇唬小孩子說“別哭了，看八路來了！”八路軍都是“紅眼綠鼻子”的一群“野類”，小孩子能不怕嗎？所以，如果八路軍來了，人們照樣要“跑反”。相反，人們認為國民黨的地方軍大多是本地人，一般不會對當地老百姓怎么樣的，所以他們來了，人們“跑反”的情況倒不多。記得在 1948年夏天的一個中午，我跟著叔叔去村后大水塘里“剝茼”，忽然看到村北的大道上有一隊當兵的騎馬持槍向我村開來，叔叔并沒有停止手里的活計帶我回家。一會兒，奶奶慌忙跑來，責怪叔叔為什么不早點躲藏，叔叔卻說：“這是沛具的隊伍，怕什么？”后來證明，這支“沛縣的隊伍”確實是來我村就食的，保甲長們忙著把他們分到一戶戶農民家里吃“派飯”（當然是白吃）。
解放后，人們對舊社會的“跑反”仍然是心有余悸的。五十年代初期我上中學時，還經常聽到農民們在閑談時說：現在窮也好，富也罷 都沒啥，喝口涼水也安全，可不用再“跑反”，也不要再擔驚受怕了！
孝帽子的風波
1944年夏天，我八路軍冀魯豫軍區派主力部隊東進討頑，國民黨沛縣頑軍南逃至沛銅交界處頑抗，并不時派小股部隊襲擾解放區。當年冬，我曾祖母去世，在出殯的前一天下午，沛頑張開華的“游擊隊”被我沛銅縣縣大隊追擊到我村，無路可逃的頑軍們見我家在辦喪事，于是有幾十個士兵竄到家中，搶著孝帽子就往頭上戴，冒充吊唁的親屬蒙混了過去。當時，我只有五、六歲，站在靈棚下，聽到一陣陣的槍聲在院子上空發出刺耳的尖叫聲。我的一個本族哥哥從大門外慌忙跑進院子，被我叔叔喊到西屋里藏起來。過了一會兒，槍聲沉寂了，頑兵們向村東走去，有的頭上還戴著孝帽子以防被八路軍俘虜。這件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記憶。出殯以后的幾年里，我奶奶和左鄰右舍的老人們偶爾說起頑軍搶孝帽子的事，還念叨著：老奶奶一輩子信佛行善，死后大地萬物都穿孝（剛病故時下了場大雪），連天南地北的人都來戴孝帽子等等。這本來是些沒有文化的家庭婦女們閑談，誰也不去介意，萬萬想不到25年后的 1969年冬天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卻給我家惹了一場天大的麻煩。當時“清隊”一開始，我父親因解放前當過“甲長”而被認為“有歷史問題”，蹲了“學習班”。在“群眾檢舉揭發”中發現他“借出老殯之機掩護了國民黨匪兵”！這真是天大的冤枉。試想，在家有老人病故，全家老少都在痛哭流涕地“當大事”的時候，碰上了打仗，對那些大兵躲之猶恐不及，誰還會主動去招惹他們呢？誰又“掩護”他們干什么呢？但是，在那年月里，人家硬是要這么說，你有什么辦法！“發報機”的鬧劇 1948年秋，人們解放軍“打開濟南府”后，以勢如破竹之勢掃除了徐州以北的國民黨部隊的主力。一些國民黨地方軍政人員和地主分子等紛紛南逃。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我村北面三十里的地方有一個胥洼村，這里有一個名叫高興亞的人，據說是我家“五百年前的本家”，他在南逃時路過我家，把一個什么“機子”模樣的東西交給我父親代為保管。當時我在晚上睡覺時在床頭上發現了那個東西，問父親是什么，他說“不知道”，意即小孩子不要亂問，以后也就忘記了。不料過了21年，在1969年“清隊”時，這個東西同前述的“孝帽子”事件一樣，被當成 父親更大的“罪狀”。原來，解放后經過土改、鎮反等政治運動，父親感到那個不知名的東西長期放在家里總不是好事，就偷偷地埋在大門口廢棄的紅薯窖子里，讓它永遠不見天日了事。但在“清隊”時，胥洼村在揭批高興亞時，他交代說某年某月放在卓洼村高某某家一個“機子”。于是該地的外調人員順藤摸瓜地找來。我村的“清隊”領導小組追審我父親交代此事，他隨即老老實實地說埋在大門前的一個什么地方，有關人員根據他交代的方位，果然挖出一個“機子”。這一下子不得了啦，有關人員聲稱：這是一臺“發報機”，能向臺灣發電報……。一時間整個大隊、公社都傳遍了：卓洼村高某某保存著一臺能與臺灣聯系的“發報機”，這真是反動階級“人還在，心不死”的典型事例！他們把這臺“發報機”放在大街上展覽，說這是“階級敵人妄圖變天的鐵證”。當然，這么“嚴重的事件”會很快驚動沛縣有關部門的。他們立即派人來落實，結果卻出人意料：這只是一臺舊式的電話機，根本不是什么“發報機”。這臺舊式的電話機沒有電源，又被埋在地下一、二十年，部件都生銹了，當然高某人也就不可能“向臺灣發電報”了。這個可笑的鬧劇，當時使我家和我本人都蒙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糧食的故事
記得“文革”前有一部小說還是電影叫《糧食的故事》，說的是在戰爭年代，我根據地軍民與國民黨爭奪糧食的斗爭。在解放前，我的家鄉人民也因為糧食問題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迫害。
事情發生在1946年冬，我人民解放軍主力一部在戰略北撤的途中路經我村，發現村里一家地主的大宅院里有國民黨政府的“軍糧庫”，于是搞了一次開倉濟貧，發動全村貧苦農民去“扒軍糧麥”。記得一天下午，我看到不少人家都去了，有的扛著整袋糧食回家，東鄰的許家奶奶還手提條籃和笤帚去掃囤底。當然，這次搶糧也捎帶席卷了地主家的糧倉。
事后解放軍即“北撤”了。不久，逃跑的國民黨軍隊又竄了回來。于是頑縣、區長和反動地主開始向農民進行了殘酷的反攻倒算。保長強迫農民以“甲”為單位互相“揭發”，落實數字后再幾倍罰交，不少農民為交“軍糧麥”被迫賣牲口賣地，有的還傾家蕩產。我親眼看到幾個領月薪的本村小學教師推著車子在西鄰周姓農民家門前催糧。一些實在榨不出糧食的貧苦農民，被頭頂大蓋帽的反動軍警集中到村中間地主的打麥場里，用一條麻繩反綁幾十個人的雙手，說是要解到韓大樓“鍘頭”。這些被串綁的人中，我只記得一個叫李守義的赤貧農。后來，這些人又被村民分批“保”了出來。
在這次“罰軍糧麥”事件中，我家是少數幸免的人家之一。因為在扒糧食那天，我姐姐走到半道上就被父親攆了回來。還有后鄰的孫家和趙家也被父親勸了回來，也沒有被倒算。這并不是說我家生活寬裕，也不是我父親認為“軍糧麥”不該搶，更不是反動派對我家“網開一面”，而是因為我父親怕局勢反復，不愿因一時痛快而后來遭殃。這又有什么過錯呢？但這卻成為“清隊”時我家被扣上“三開家庭”帽子的理由。（“三開家庭”即指我祖父、父親、叔父在解放前后在村里都很吃得開。）
學生生活片斷
算起來，65歲以下的人不大可能在舊社會學校里讀過書，我今年68 歲了，年齡使我趕上了舊教育的末班車，在解放前有過一段學生生活經歷。
我是在1946年秋正式入小學讀一年級的。舊時的小學，第一年主要是識字教學，間或學一些兒歌式的課文，如“大羊跑，小羊跑，跑來跑去吃青草……”，“六十六歲的劉老頭，趕著六十六頭大黃牛，馱了六十六桶花生油，走了六十六里路，來到大橋頭，碰見了六十六條大黃狗，嚇壞了六十六歲的劉老頭”等等，這些繞口令式的課文很容易背誦，對提高兒童學習興趣、多識漢字較有幫助。到三年級時就要教些淺顯古詩了，如“春眠不覺曉”，“床前明月光”等等，當時只念書歌，不解其意，但卻記得很牢，幾十年不忘，如《燕詩》那么長的篇幅，直到現在還能完整地背誦。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老師教我們一支小型的歌舞，其歌詞是：我們想，生兩翼/飛呀，飛呀，飛上天/做個好游戲/白白云，當作馬兒跑/圓圓月，當個球兒拋/平平的天空大家來賽跑。
這首充滿浪漫主義的歌詞確實很能激發兒童的想象力，使他們對神秘的大自然充滿了興趣。我當時就想，人如果能象鳥兒一樣在藍天白云里飛翔該有多好呀！
當然，更多的時候是學校對學生進行反動的思想灌輸，如每星期早晨升國旗儀式上，校長照例要進行一次“訓話”，內容無非是什么“共黨”、“八匪”如何如何……，還要領呼什么“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 ”的口號，積極宣傳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有時還通過教唱反動歌曲對我黨我軍進行誣蔑謾罵，如“它坑國家、害民家，這樣的東西就該殺……”等等，來為蔣介石發動反革命內戰張目。還有一個姓李的語文老師在指導寫作文時引用一句景物描寫的句子：“早晨，東方地平線上那將升未升的太陽……”，他評講說：“這將升未升的太陽，美國人就喜歡這樣的形容”。第一個黎明我的家鄉——沛銅交界處的卓洼村是哪一天解放的，現在僅靠回憶是無論如何也說不出準確日期了。據《沛縣革命斗爭史稿》一書記載：“1948年11月10日上午11時，分區（指冀魯豫軍區三分區——引者注）七團一舉解放了沛縣城”，“ 11月11日，軍分區武裝配合主力一部，分兩路向沛縣東南壓縮，在崔寨一帶擊潰金鄉縣保安團……至此，沛縣全境解放……”我村距崔寨只有幾里路。據此推測，卓洼村解放的日期應該是1948年11月11日。
早在這一年夏天，國民黨軍隊的飛機經常從徐州向西北飛去，在村里都能聽到隆隆的轟炸聲。有一天，一架返回的飛機飛得很低，機身顯得很大，發出震耳的轟鳴，大人們說這是向西北大沙河里丟炸彈的。記得 1948年夏秋之際，不斷聽大人們說什么“開封放棄了”、“濟南放棄了”、“濟寧放棄了”等等，一時，沛銅地區處于風聲鶴唳之中。由于當時農民對共產黨認識不足，所以，他們不說某某地被解放軍“解放”了，而只說是國民黨中央軍“放棄”了，小孩子又聽成某某地“放氣”了，難道某某地方是個皮球，被“八路”打爛“放氣”了？
大概是這一年的深秋的某一天中午，我夾在大人們中間向東方六、七里的徐沛官道上張望，影影綽綽地看到不少隊伍向徐州方向涌去，這是南逃的“中央軍”？還是追擊敵人的解放軍？誰也不知道。有的老人說：“甭看了，咱能看到人家，人家也能看到咱！”意即要防那些當兵的打過一梭子子彈來。就這么一句話也能把純樸的農民和天真的兒童嚇走。
這一天傍晚以后，不斷有槍聲傳來，人們當然不敢睡覺了，家家關門閉戶，不敢點燈，怕亮光招來當兵的。我和母親、嬸子、姐姐等都集中到奶奶的堂屋里，大人們在小聲地說著話，一點一刻地挨著這難熬的夜晚。夜深人靜，偶爾還能聽到幾聲清脆的槍聲。當時，我曾問母親：“是八路來了吧？”母親生氣地說：“九路來了！你瞎說什么？”不讓小孩子“瞎說”，就只有睡覺了。等我一覺醒來，公雞不知已叫了幾遍了，奶奶問是什么時辰啦？嬸子正靠在門邊坐著，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就說：“東邊發白了，天快明了”。于是，我急忙穿衣下床，走到大門口想看個究竟，在東鄰家與許姓小伙伴大著膽子向村東頭走去，看到一個“八路”當兵的在持槍站崗，鄰居許大伯讓他到屋里烤火曖和一會，哨兵很客氣地婉拒了。麥草垛邊秫秸堆前都有不少戰士在露宿，被子上還有白霜。當時我想：“八路”不是很好嗎？他們沒有殺人放火呀！這時天已大亮，過了一會兒，晴空萬里，朝霞滿天，村民們都出來了，看到解放軍不擾民，都非常高興放心。這就是我在五十九年后還能清晰記得的家鄉解放后的第一個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