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交通聯絡工作是我黨一條重要的特殊戰線。我曾在城工部和徐州市委做了四年多的政治交通員，對這段歷史，難以忘懷。
為培養地下工作干部和專職交通聯絡人員，1944年10月，城工部丁平同志到魯南青年干校、魯南中學選調二十余名干部，在費縣南部城工部住地土橋舉辦一期訓練班，由劉金頂、馮克玉同志負責，我被選調參加學習。開學前，先叫大家改名換姓，填好登記表交組織上保管，接著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劉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中“黨在白區對敵斗爭經驗”，學習地下工作業務和黨的組織紀律等文件。12月底，學習班結束，除留下我、田振甲、陳善三做部里專職政治交通員外，其余同志都分到下屬各工委工作。當時交通班沒有班長，由孔祥林同志負責，下分幾條聯絡各工委和下屬各縣委的交通線。孔祥林同志負責與臨城縣、第一鐵道工委和夏鎮聯絡站交通線；我負責與棗莊工委和運河南部徐州工委交通線聯絡；田振甲同志負責與兗州、濟南一帶第二鐵道工委交通線聯絡；陳善三同志負責與上級機關和各縣交通線聯絡。這幾條交通線到各工委住地相距二百多里，每次步行來往，途中要經過一段敵占區和敵人封鎖線，白天行動不便，大多是夜間穿過去，有時一天不能到達，途中要找安全地點隱蔽一天，有時又隨郵電局武裝交通隊一起行動。因此，建立這幾條交通聯絡線路，事前要經過調查研究和領導同意才最后確定下來。
從1944年底到1945年日寇投降后，這幾條交通線比較穩定，也很安全，交通聯絡工作也比較繁忙。如崔元海同志負責的城工部與運河南徐州工委一條交通線，從1945年春到鬼子投降，共計投送機密信件、傳遞情報和護送干部十余次。每次送信都從城工部住地（費縣南部根據地）出發，當天到達棗莊北部，等天黑再穿過臨棗鐵路敵人封鎖線。途中遇到村莊要繞道而行，夜間行走要眼觀八方，耳聽四周動靜，走到敵人碉堡附近，要悄悄地彎腰或爬行通過。經過一段游擊區和敵占區，第二天到達運河北部陰平村一帶，夜間穿過運河封鎖線到澗頭集一帶找到銅山縣委或區委，打聽到徐州工委住地后，接著直奔柳河南紫莊附近徐州工委，將信件親自交給周南同志。在工委休息一天，第二天帶工委整理好的徐州情報，按原路返回城工部。這條路線，相距最遠，每次來回一趟，如路途不發生意外，就要一個星期時間。日寇投降前，有次我從城工部護送丁志剛同志入城做地下工作，途經運河北部陰平村時，因天氣較熱，在村頭休息了一會。陰平村內有一教堂被丁看到了，他非要到教堂看看有沒有外國人。我怕出意外，不同意他去，他執意要進去看看，最后進教堂正好碰到一個外國神父。丁志剛同志會英語，他倆人一見面談笑風聲，中午還留他吃午餐。我在大門口站崗，丁想在教堂住一夜，為安全起見，我催促多次，丁才勉強離開教堂。因這一帶村莊是游擊區，第二天聽說附近周營村的偽軍去陰平掃蕩一次。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城工部轉移到徐州東部紫莊一帶，與徐州工委一起準備接管徐州，市外市內的同志來往聯系比較頻繁。魯南區黨委又從各地調集一大批干部，將徐州工委改為徐州市委，李樂平任市委書記兼市長；各工委也抽調一批干部集中到市委機關。這時交通班也增加到十余人，交通聯絡工作也是最繁忙緊張的時期。1945年10月，國民黨調集大批軍隊進駐徐州，郝鵬舉部隊開始向解放區進攻，接管徐州工作無法進行了，城工部與徐州市委又分開遷到嶧縣附近，市委機關從原地組織東撤，各地調來的干部也陸續回原單位去了。交通班一部分人留在市委，一部分同志隨城工部北去。到1946年，市委機關撤到邳縣北部四戶一帶，相距徐州二百余里，交通聯絡工作中斷了，原來建立的交通線也打亂了，市內情報送不出去，市外派人也進不了城。交通聯絡中斷后，市外與市內同志都很著急，加上我華東軍區司令部也急需了解徐州情況，市委為及時與市內同志加強聯系，采取了很多措施，利用各種辦法，多次派干部與市內同志聯系，終因敵人嚴密控制而不能如愿。最后決定成立市內地下工委，由已打入城內的丁平同志任書記，并重新建立馬頭鎮、夏鎮、棗莊、滕縣四個聯絡站，交通班同志大部分到各站去工作。同時市委又派岳歧等同志到青島、日照、石臼所港口至上海開辟海上交通線，然后從上海轉入徐州，結果也未搞成。第一次去青島，岳歧同志和顧英彩夫婦，以商人身份作掩護，隨身攜帶一批農產品，在青島雇用一民船，航行到公海邊，遭海匪搶動，岳歧同志被扣押在船上，身帶錢物被搶之后，揚言把岳投入海中，當岳歧同志再三向海匪提出：“如果你們把我推到海里去，今后我不能作買賣，你們也得不到什么好處！”最后海匪把岳放了。但在返回途中，又被膠東根據地民兵逮住了，后把他轉到膠東軍區司令部，正巧碰見了王少庸同志（這時王少庸同志負責青島地下工作），岳向王匯報情況后，王熱情招待，并給他一部分路費，才安全回到了市委。經過半年多的工作，與徐州的交通聯絡線仍未打通。直至1947年夏，由市委早已派入市內的楊光同志到解放區找到了市委，才最后與市內同志接上關系。
1948年春，形勢好轉，市委與城工部又集中在一起，住在蒼山縣李家村。交通班人數又增加到十五、六人，交通聯絡工作也穩定下來，通過短期學習整頓，又投入了新的戰斗……交通聯絡工作重點轉向了國民黨軍隊內部。
戰爭時期，地下交通聯絡工作是我黨一條重要的特殊戰線。其特點是迅速、安全、保密和準確，它和我當時的郵電局機要交通一樣重要，但在日常活動中又有所不同。作為地下政治交通員，主要是要求政治上可靠，是黨員，機智勇敢，有獨立工作能力，負責傳遞情報，投送機密信件，護送干部，上下聯絡等任務。執行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等都是相同的。但對城內與城外交通人員要求又有所不同。進入城內交通員作為第一線，城外交通員作為第二線，兩者傳遞情報，一般都在城郊按事前約定的地點接頭。在城內，每派入一名地下干部，一般都配備一名專職交通員，固定和一個人聯系，不能發生橫的關系，都是在黨的嚴密紀律約束下按約定時間、地點活動。如派入徐州市內的丁平、丁志剛和佟蘇丹同志都配有專職交通員。他們在城內都有職業掩護和可靠的親朋關系，能站住腳，隨時與城外聯系。城外交通員與城內不同的是，城外活動范圍大，不固定到一個人，接觸面廣，可以帶武器，在穿著上也比較簡單，可根據地區不同情況，有時穿軍裝，有時穿便衣，有時穿敵人服裝，隨時變換。在活動中，要時刻提高警惕，保守黨的機密，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大意。如對機關名稱，干部職務，個人身分等都不能暴露。投送機密文件，傳遞情報時，要親交本人，不能由別人代交，返回時一定要由收信人寫收到條。交通員只知傳遞信件情報，一般不知其內容。在途中如發生意外，要隨機應變，靈活對付；如遇敵人檢查口或被敵人抓捕，要想盡一切辦法把文件銷毀，必要時要吃掉而絕不讓泄露黨的機密。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徐州市委的地下交通聯絡工作，在領導重視和關懷下，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在1948年工作重點轉向國民黨軍隊中，我地下交通聯絡工作搞得更加出色。1946年至1948年，國民黨在徐州糾集了大批軍隊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其中國民黨新編郝鵬舉第六路軍共兩萬余人；張克俠、何基灃三十三軍共兩萬四千余人。經過我黨地下工作者一年多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交通聯絡工作，先后向我人民解放軍起義。
地下交通聯絡工作是一條特殊戰線，在敵人嚴密控制下，從事這項工作具有危險性，甚至被自己同志誤解。1947年3月，城內交通員曹伯越同志代號“92”號，從徐州去根據地找城工部匯報工作，途經家鄉附近被當地還鄉團抓捕，雖經敵人嚴刑拷打，伯越同志表現很堅強，始終沒有暴露個人身份，最后賣了二畝地由保長出面花錢取保釋放。1947年夏，市內與市外交通聯絡中斷后，為急于接上線，市內派楊光同志出城去解放區找徐州市委接關系。途經臨沂、滕縣邊沿游擊區時，被滕縣民兵抓住，雙方因弄不清身份，后轉到我游擊隊，又因回答不滿意，游擊隊要動刑。楊光同志發覺是自己人，要求他們轉送領導機關。后送魯南行署見到李樂平主任才消除誤解，并招待一餐，又護送到城工部。1947年3月，國民黨全面進攻山東解放區，徐州市委馬頭聯絡站撤出。一天我和文菲同志各騎著自行車正走在一個路口上，文菲同志在前面，突然有一人向前攔住文菲同志的自行車，并從腰間拔出匣子槍對準文的頭部，嚴厲審問文菲同志。這時我趕到跟前，立即下車，一個箭步跳到那人身邊，一手搶過那人匣子槍，誰知匣槍滑機，槍口剛離開文菲同志就走火了；我一手拔出短槍頂住那人后腦，一手將其推倒。回頭再看文菲同志，他面色蒼白，有些驚慌，這時他才從腰里拔出手槍。最后，我們將那人帶到住地，經過嚴格審問，才弄清確是自己人，把他放了。像上邊提到的岳歧同志被海匪抓捕一事，只是一些驚心動魄的小鏡頭罷了。
戰爭年代，作為一名地下政治交通員，經常活動在敵占區，在工作中遇到幾次意想不到的風險，也是不可避免的。遇到險情，每人都有思想準備，那就是寧肯犧牲個人生命，也要保護黨的機密和組織的安全，使黨的工作不受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