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前，市政協為適應開展工作的需要，設有若干工作組（相當現在的專委會），如文化、科技、教育、醫衛、工商、民族宗教、婦女、對臺宣傳、社會等工作組。從1961年到1966年，我曾參與過“對臺宣傳工作組”和“社會工作組”的實際工作。這兩個工作組是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設置的，由于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其工作內容、工作范圍已不復存在，現僅就個人的記憶所及，對當時的工作情況概述如下：關于“對臺宣傳工作組”的情況自1949年蔣介石集團逃至臺灣后，大陸與臺灣兩岸即長期隔絕，既無人員往來，也無通郵聯系。為了回擊臺灣方面的反動宣傳，使大陸去臺人員了解家鄉和親友的真實情況，有關部門通過廣播的形式有組織有領導地開展對臺宣傳工作。徐州曾是國民黨的軍事重鎮，去臺人員較多，是組寫對臺宣傳稿件的重點城市。市政協具有廣泛聯系各界人士的優勢，因此設置了“對臺宣傳工作組”，其主要任務就是組織撰寫對臺宣傳稿件。這項工作由江蘇省軍區領導，徐州市則由軍分區負責，推薦的稿件經省軍區採用，由金陵之聲廣播電臺和福建前線廣播電臺通過空中電波向臺灣廣播。上世紀八十年代兩岸民間有了交往，去臺人員陸續返鄉探親，據他們反映曾聽到過大陸的對臺廣播，得知家鄉的變化和親友的情況，思鄉之情得到安慰，并將廣播內容私下里互相轉告，這說明那時我們通過廣播進行對臺宣傳是起到重要作用的。根據我的記憶，那一時期經我組織和撰寫的稿件有20余篇，多數都被采用（凡采用的稿件都在播出后打印成文發給作者和供稿者，我所保留的打印稿件都在“文革”中丟失）。當時由市政協“對臺宣傳工作組”提供的稿件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在徐州的去臺人員的親屬、同事、朋友寫給去臺人員的信件。如高玉崑女士給時任臺灣國防部長胞兄高魁元的信；市城建局局長劉心原先生給去臺胞妹的信；市供銷社職工教師田茂華女士給其丈夫、曾任國民黨部隊某部中校參謀姜紹勛的信；小學教師張志秋給其丈夫權仲仁的信；市城建局副局長于麟章先生（原國民黨第三綏靖區59軍38師副師長、起義將領）給59軍軍長劉振三的信；此外曾在國民黨部隊任過教的四中教師仇廣漢、二中教師杜礪生、三中教師曹仲捷、百貨公司職工教師孫文俊諸先生也都給去臺人員中的同事、同學、朋友寫過信稿。信件內容主要是介紹寫信人及親屬解放后工作、生活情況，是夫妻關系的還告知子女上學成長的情況以及徐州解放后的新面貌，回憶過去共同生活、相處的往事，敘親情、談友情，力求真實、具體，使對方認為可信，不談空洞的大道理。如田茂華女士在給她丈夫姜紹勛的信中，提到她一直珍藏的一方印章，印章上刻有“落馬之果”四個字，因為這方印章是當年田茂華女士和姜紹勛同在陜西王曲國民黨軍校時兩人相識結婚的紀念物證，此事只有她們夫妻二人知道，信中有這樣真切的內容，只能是田茂華本人寫的，通過對往事的回憶，能引起去臺人員思念家鄉，懷念親人的感情。第二類為專人訪問去臺人員的親屬或原國民黨軍隊人員的專稿。如《徐州日報》編輯俞遲同志撰寫的《燕子盼雙親》得到好評，燕子是指四中女老師張飛燕。張飛燕的父母解放前去了臺灣，自幼由其姑母撫育成人，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四中任教并已結婚成家，生活美滿，但無時不在想念遠在臺灣音信隔絕的雙親。俞遲同志的文章寫得情真意切，非常感人。我撰寫的《從俘虜到優秀教師》，介紹二中教師杜礪生（杜礪生先生“文革”后任市民革副主委、江蘇省政協委員）。杜礪生先生系黃浦軍校畢業，原任國民黨黃伯韜兵團100軍中校炮兵營長，在碾莊戰役中被俘。回到徐州后先任小學教師，后因業務能力強，工作表現好，提升到第二中學任數學教師，在教學中成績突出多次被評為優秀教師，還被推選為民革徐州市委會委員。他的夫人也在小學任教師，生活幸福美滿。這篇廣播稿被采用并受到好評。第三類為介紹徐州解放后的新面貌。如我曾撰寫過《云龍山頂看徐州》、《大同街新貌》；還請有關同志撰寫過《徐州韮黃美名揚》、《五省通衢話徐州》等專稿。這類稿件介紹徐州人所熟悉的家鄉風物，喚起去臺人員對家鄉的懷念，了解家鄉的新面貌。由市政協“對臺宣傳工作組”推薦的稿件采用率較高，有些稿件還被評為優秀稿件并受到表揚。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兩岸人員有了交往，不少去臺人員返鄉探親、觀光旅游，特別這些年大批臺商來大陸投資興業，那種以廣播形式開展的對臺宣傳工作再無必要。但在那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我們黨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寄希望于臺灣人氏，使去臺人員能真實了解祖國大陸和家鄉、親人的情況，市政協所做的對臺宣傳工作起到了其他單位不可替代的作用。關于“社會工作組”的情況“社會工作組”的設置主要是聯系、團結一些社會人士以體現政協作為我黨統一戰線組織的廣泛性、包容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社會人士”的稱謂，是指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一些屬于統戰對象的人，具體講能為政協聯系的社會人士，是他們在舊社會都有相當的地位，解放后由于年事已高或其他原因沒有工作崗位，靠子女瞻養生活?！拔母铩鼻笆姓f“社會工作組”經常聯系的社會人士約有二十多人，他們中有：徐州耆宿范石府，解放前徐州農場場長尹聘三，知名山水畫家錢書樵（其父錢食芝是李可染大師的啟蒙老師），解放前的名律師、原昕昕中學校長張君九，抗戰前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部書記長楊抱一，徐州大商號、復興顏料店老掌柜張書銘，原國民黨傅作義部隊少將起義人員楊子培，原國民黨吳化文部隊少將起義人員李愛廷，解放前徐州萬字會會長、書畫家趙宜生，三十年代徐州老新聞工作者錢云五，名拳師李哲賢，抗日戰爭前銅山縣（那時徐州沒有設市，銅山縣的第一區即為城區）警察局長喬劍鳴，銅山縣所屬區長韓范山、劉大田、王壽人，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后來經商的馬英武，統一街權家牌坊的權老先生，早年徐州電燈廠高層管理人員趙攸之及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地方士紳王力夫、蘇蔚先、蘇少邠、高新吾、崔嘯威等。此外還吸收幾位中學退休教師參加“社會工作”的活動，他們是朱皋浦、王先周、陳朗秋、侯致蔭、方道元等。這些社會人士中有市政協常委二人，市政協委員三人，民革黨員七人，民盟盟員一人。這些老先生雖然已不具有過去的地位，也沒有工作和任職，但仍有其影響和代表性，而且他們的子女不少是各個部門的領導和業務骨干。例如我所知道的，張書銘老人的兒子張海波是徐州市黨外副市長、市民建會、工商聯主任；劉大田老人的兒子是東北雞西市委書記；權家牌坊權老先生的兒子權啟禮是解放軍武漢空軍部隊的領導干部；尹聘三老人的女兒尹素云是北京301醫院的眼科專家；范石府老人的兒子范大學是棗莊煤礦高級技術人員；王壽人老人的兒子王明哲是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等。這些老先生還有親友在臺灣和海外，與他們的聯系體現了統一戰線工作大團結的精神，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并可通過他們了解社情民意。
市政協"社會工作組"本著自愿的原則組織他們學習時事政治，學習地點設在市政協會議室。在學習討論中貫徹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扣帽子的原則，每周學習兩次，可以晚來早走，不來也不需請假，學習方法一般是讀報式傳達相關文件、作輔導報告然后自由討論。這些老先生雖然年事已高，但都樂意到政協參加學習。"社會工作組"有時還安排他們中行動方便的老人外出參觀，如參觀七里溝果園、兒童福利院、漢王公社、博物館、人防工程等。老人們還自己編印了《樂群詩刊》，吟詩填詞，抒發學習心得。
除定期學習外，這些老先生們還想為社會做些有益的事。如范石府老人常為鄰里代寫書信、調解糾紛，李哲賢老人每天為西郊韓山療養院的療養人員教授太極拳，楊子培老人幫助居民識字掃盲，韓范山、錢云五老人根據親身經歷撰寫了有價值的史料（他們寫的史料“文革”后為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刊用）。他們還義務為市圖書館整理館藏書籍，在快哉亭公園舉辦故事會，侯致蔭老人常在公園內向游人講革命故事，文化部門稱其為優秀的故事員。雖然做的這些事談不上有多大的貢獻，但因多是年過花甲進入耄耋的老人，能做些力所能及有益于社會的事情，足以說明通過不斷地學習，他們在思想和行動上擁護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我曾根據他們的事跡撰寫了《老樹長青抽新枝》的稿件，刊登在民革中央主辦的《團結報》上。
隨著時光的推移，當年的老人均已作古，“社會人士”已成為歷史的詞匯，但聯系社會人士的工作是市政協過去整體工作中的組成部分，應當記入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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