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初到市政協工作時的情況
1978年12月下旬，組織上決定讓我參與恢復市政協的實際工作。1979年1月上旬我到市委統戰部報到，當時市委確定由市政協副主席孫子權（原市委副書記）同志主持市政協工作。
當時市政協原來的辦公用房被一些單位占用，一時騰不出來，只好借原徐州日報社（當時報社工作尚未恢復）幾間屋辦公，辦公設備也非常簡陋。工作人員較少，各方面調來的干部有徐德修（科組長）、葉曙光、李正心、孟慶恒、楊順泉、劉成軍六同志。市政協辦公經費直屬市財政局撥款。我市六屆政協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常委原有42人，因為有的調離我市、有的調動做其他工作，有的作古，尚有22人，其中有副主席4人、常委18人。當時我市民主黨派（市民革、市民盟、市民建、市農工黨、市九三）和工商聯的主要負責人、民族、宗教的上層人士都健在，這是恢復政協工作的有利條件。
市政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既負責政協工作的恢復，也負責各民主黨派工作的恢復。徐德修同志兼負市民革、市民盟的工作，葉曙光同志兼負市民建、市九三、市工商聯的工作，李正心同志兼負市農工黨的工作。
1979年4月份，市委為了加強政協工作，又調來張健民同志為市政協代理秘書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智良俊同志為市政協副秘書長。
二、恢復政協時的主要工作
一是認真學習中共中央文件，統一思想認識，振奮精神。當時主要學習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學習中共中央有關統戰工作、政協工作的文件。學習的形式有成立骨干學習組。骨干學習組的成員有市民革、市民盟、市民建、市農工、市工商聯的主要負責人，有民族、宗教界的上層人士。先組織他們學，再由他們分別學。舉行大會或報告會。1979年3月20日在市政府禮堂舉行熱烈慶祝中共中央為全國統戰系統摘掉“投降主義”、“修正主義”帽子的平反大會。孫子權副主席主持大會，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政協副秘書長尹昨非宣讀中共中央文件。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市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150多人。經常召開各種座談會和茶話會。特別是1979年的迎新春茶話會，按不同黨派和界別分別召開有十次茶話會，到會有300多人。既是迎新春茶話會，也是恢復政協活動的見面會。1980年3月7日舉行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除了女政協委員、民主黨派中的女成員以外，還邀請市民主黨派、工商聯、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夫人、女兒參加，也邀請已故的政協委員的家屬（夫人、女兒）參加，這次座談會有60多人參加。她們非常感激市政協沒有忘了她們。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五十八周年，于1979年6月29日邀請省政協在徐州的常委劉希珍作學習參觀韶山、南昌等革命圣地的心得體會報告，出席大會的有各界人士250多人。二是配合有關部門認真落實政協委員的政策。我們采用登門拜訪和重視來信來訪的工作方法，對委員反映的有關政策落實問題，先易后難，配合有關部門給予落實。對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13位市政協副主席、民主黨派負責人，政協常委、委員通過開追悼會的方式來平反昭雪、落實政策。1979年2月12日上午在徐州市殯儀館舉行追悼會，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原徐州市副市長、市六屆政協副主席、市民建會主委、市工商聯主委張海波，市政協副主席丁峙山，市政協副秘書長、市民革主委郭任，市政協駐會常委劉心源，徐州市京劇團團長、著名京劇家許翰英五位民主人士舉行追悼會。參加追悼會的有200多人。不久，我們又分別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不幸逝世的李錫敏、韓席籌、劉誠一、徐松峰、朱楫、范石府、唐士真、韓范三等八位民主人士舉行了追悼會。三是開展政治協商活動和視察活動。從1979年至1981年4月，兩年多共舉行八次常委會議。1979年4月15日舉行市政協六屆三次常委會，由孫子權副主席主持，市政協副秘書長尹昨非就加強市政協辦事機構作了介紹。經會議決定牟子敬同志為副主席，還商定了六屆四次常委（擴大）會的日期、議程和開法。1979年4月20日至22日在淮海賓館舉行市政協六屆四次常委（擴大）會，這次常委會邀請了部分委員、部分市民主黨派的成員和社會知名人士約150多人參加。會議期間收到委員提案79件。這兩次常委會對恢復政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委員視察工作也逐步開展起來。1979年12月5日至7日，歷時二天半，由副主席孫子權、黃竹筠帶領委員22人視察了我市人防工程。1980年秋季，由市政協常委常玉亮、陳文思帶領委員7人視察工商局和糖業煙酒公司，了解對原工商業者政策落實的情況。由市政協副秘書長范存德同省政協駐徐委員馬旭莊、戴驥盈帶領委員6人視察我市糞便管理、垃圾無害化處理的情況。
由市政協代理秘書長張健民、政協常委陳文思、常玉亮帶領委員9人，對1979-1980兩年來民房住宅建設和分配情況，以及“文革”期間擠占私有房屋落實政策的情況進行視察。由市政協常委孔慶湘、陳德溥帶領委員7人，就第五中學如何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調動師生兩個方面積極性的情況進行視察。
由市政協常委于麟章、曹仲捷帶領委員6人對儀表工業局、紡織品工業局、商業局就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和去臺人員家屬的政策落實情況進行了視察。這幾次視察活動，都在視察前讓被視察單位作了準備，參加視察的委員又事先學習了有關政策，因此，視察活動均收到良好的效果。四是組織委員參加學習參觀活動，接待外地人員來徐。組織委員去了陳官莊、淮安等地參觀，接受革命傳統教育。接待了連云港市政協來徐參觀學習與特赦人員王蔚艸 丞的侄女、美籍華人王榮珍女士來徐探親。五是配合有關方面進行對臺宣傳工作。對臺宣傳工作是政協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先恢復對臺宣傳工作組，并且配備專職人員處理日常工作。組織部分委員和有關聯系人士，學習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廖承志給蔣經國的一封信，結合學習中日友好和平條約，中美建交等文件。配合市委對臺辦公室舉行報告會，請臺辦負責人介紹臺灣當前的有關情況及如何做好對臺工作。不久，又請四中傅明芳教師作了香港見聞的報告會。同時，配合有關部門開展調查，了解和掌握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去臺人員留居本市的家屬、親人等情況，以便有針對性的開展工作。建立了一個經常性的寫作、征稿小組。由于當時專職人員有限，聘請了市民革成員孫文俊和田茂華同志參于工作（他兩人都是退休人員）。在調查的基礎上，除了一般發動以外，我們采取“定人、定題目、定寫好的時間”方法，開展對臺宣傳工作。1979年全年就組織了20篇稿件，受到有關部門的表揚。如：《起義將領仇廣漢先生回鄉探親記》、《重游故地話今昔——原黃伯韜兵團炮兵營長》、《蕭樹平給他父親（蕭一山）的一封信》、《徐州電業的發展變化》、《晚年逢盛世，家鄉面貌新——記幾位特赦和寬釋人員的晚年生活》等。六是繼續征集搶救徐州文史資料。我市政協早在1960—1963年就開始征集文史資料，并已征集到徐州光復到抗戰前的資料有38篇，約14萬字。這些文史資料由于徐德修同志的保存，“文革”中沒有散失，1979年初他主動送交市政協辦公室。我們于1979年初開始繼續征集徐州文史資料。根據市政協委員和社會人士的情況，先后舉行多次座談會，廣泛征集徐州文史資料。至1981年2月，我們在新征集的史料和原有的史料中，選出20篇，約有14萬字，編輯出版（內部出版）《徐州文史資料》第一輯。請原市委書記汪冰石提寫書名，請市政協委員張左彥從漢畫像石中設計出封面，請市著名篆刻家談小五先生篆刻“徐州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印刷6000冊發給市政協委員和有關社會人士，也與外地兄弟政協進行了交流。在征集文史資料過程中，我們非常注意和落實政策相結合。現舉一例說明：我會聯系人士鄧葆光先生原是起義人員，為保護七萬冊珍貴圖書在香港起義，被國民黨特務砍傷未死。1951年回國后，又因“潘漢年事件”影響，長期坐牢、管制，受到不白之冤，來徐州同兒子（工人）一齊生活。1979年他參加市政協活動，受到啟發，撰寫了《蔣幫金元券騙局追記》文史資料，約2萬余字，交到我會。我們知道這篇史料價值大，不好審稿，就于1980年2月轉送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沒有多久，全國政協文史辦來了一封信，讓我們關照鄧葆光先生，有時間可以繼續寫文史資料。過后，鄧先生又撰寫了八篇史料。市政協又會同市委統戰部對他提高生活補助費，后來安排他當市政協委員、常委。上級有關部門給鄧葆光先生落實政策，恢復名譽，定居上海。后被全國政協安排為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會特邀委員。時隔29年，我寫這篇文章，曾翻閱過去保存多年的資料，又得到市民盟副主委徐德修先生提供的許多寶貴資料，特表感謝。文中若有誤，望知情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