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亮口述李世明整理
常玉亮同志，安徽蕭縣人，1922年生，曾擔任徐州工商聯秘書長、副主委、主委，是徐州工商聯重要創始人和見證人之一。
積極學習認真籌備
解放前，常玉亮在德甡運輸商行做職員。德甡商行經理遠在濟南，商行里的職員同仁也都是山東人，惟有常玉亮是徐州地區人，所以經理平時把商行里諸多事務交給常玉亮辦理。
德甡商行設在青年路西段，現在市政府機關北側。設在同一路上，青年路東段（新東門外），還有一家新孚貿易商行，商行經理是程秉文，由于鄰近，又常聯系，所以彼此十分熟識。程秉文，山東慶云人，早年在薛城鐵路工作，做行李員。薛城是鐵道游擊隊活動地區，程秉文此時就與黨組織有了聯系，參加了地下活動。
1948年12月，徐州解放后，程秉文積極參加徐州市政府組織的活動。市政府成立工商業登記委員會，程秉文等人被聘為委員。這時，原德甡徐州運輸貨棧同業公會負責人于東海先生因年老多病辭職，同業人員遂推選常玉亮擔任主任。這樣常玉亮參加社會活動比較多了，經常跟隨程秉文一起參加徐州市政府的經濟工作，接收原徐州商會。
淮海戰役勝利不久，徐州市政府在中山堂召開工商界大會，宣傳共產黨對工商業的保護政策，鼓勵大家安心經營，積極生產。這時，程秉文、佟蔗佳（山東煙草公司徐州負責人）分別代表本行業登臺表態，積極響應政府號召，決心為徐州市恢復經濟、發展生產作出貢獻，起到很好的作用。
之后，徐州市工商管理局組織工商界各界代表學習政府的政策。會議上，張復南局長做了報告，張輝科長做了詳細輔導，使大家逐步了解政府的政策，樹立信心，安心經營。原商會會長黃樂山也參加學習，許多工作也比較配合。
從徐州解放到1949年9月，經過將近一年的工作和斗爭，社會比較安定，市場逐漸繁榮。徐州工商界各個同業公會對政府增強了信任感和親切感，都出現一些工作踏實、辦事認真、作風端正的積極分子，并取得了開展工作的經驗，原徐州商會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于是，徐州市政府決定成立“徐州市工商聯籌委會”。1949年10月6日，召開徐州市工商聯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選舉產生30多名委員，徐州市市長張北華參加會議，作了重要講話，并和全體成員合影。程秉文擔任主委，黃樂山、佟蔗佳任副主委；委員有萬里香化工廠王善庭、聚興昌鐵工廠吳華章、沈記織布坊沈鐘歧、寶興面粉廠朱肖巖和常玉亮等。大會向毛主席發出致敬電，表示徐州工商界“愿意本著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積極發展生產，遵循政府所指示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做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
一星期后，1949年10月14日下午2點，接收前徐州商會。辦公地點由公園巷遷到美人巷25號辦公。為了開展工作，1949年12月13日，召開徐州工商業各界代表大會，有公營企業代表、工業代表、商業代表31人出席。籌委會活動十分頻繁。
經過近三年的實踐和努力，徐州市工商聯籌委會鍛煉了一批人，涌現出許多積極分子。經過“三反”、“五反”運動的教育，工商界思想覺悟也有了相應的提高，徐州市工商聯籌委會完成了歷史任務，1952年8月26日-30日，在淮海堂召開工商業代表大會，國營企業、私營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和合作社、手工業者都選派代表參加會議，選舉產生執行委員會、常委會、監視會。1952年9月1日，徐州市工商業聯合會正式宣布成立。程秉文擔任主委，佟蔗佳、宓繩武、張海波、李學詩為副主委，常委10人，委員20人。常玉亮任秘書長。
常玉亮回憶說，程秉文認識問題非常深刻，對政府、黨的方針政策執行很認真，在各項運動中，均持積極擁護、率先帶頭態度。對大小工商業戶善于做工作，善于團結人。對工商業戶的正當請求，均全力給予支持，幫助解決困難。對一般職工的困難也是盡力照顧，所以威信很高。1957年后調到省里，先后擔任省工商聯副主委、主委，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佟蔗佳，作為國營企業代表，參加工商聯的領導工作，過問工商聯日常會務工作。1952年后，即參加工商聯的駐會辦公。在許多重大事件上，如在“五反”運動中向工商界業戶宣傳教育，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在資產復議中，對美豐磅廠等私營企業的復議；在批發商的轉業工作中協調業戶對政府、工會、勞動局等有關事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57年6月3日，工商聯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常玉亮被選為副主委兼秘書長。1980年初，恢復工商聯組織。1980年9月，召開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第七屆工商聯執行委員會，常玉亮擔任主委。1994年退休。
支援前線救助災民
徐州工商聯（籌）工作的開展，是伴隨徐州解放的炮聲、恢復生產發展經濟的斗爭進行的。
淮海戰役沒有結束，支前工作非常緊迫，有許多緊要物資均是安排地方辦。比如，戰爭需要的糧油和燈具電線等器材，需要籌備和運輸。
由于徐州商會主要人員和一些同業公會還存在，程秉文、常玉亮就利用舊商會的機構開展工作。舊商會地址是在現在解放路快哉亭公園對面，即市政府那塊地方。原會長黃樂山對這些事情比較配合，許多任務完成得很好。
在完成支援前線的任務中，徐州運輸業發揮了積極作用。汽車運輸業趙心明先生組織車隊，把地方調集起來的糧食、電器等物資，一車車裝好，按照部隊通知的時間和路線，及時送到指定地點。當時，國民黨的飛機還在偵察和轟炸，汽車運輸是要冒著危險的。有時要偽裝，有時要夜行，又是在冬天，很艱苦。
1949年春天，淮海戰役剛結束，由于戰爭的破壞和國民黨軍隊的掠奪，造成徐州地區一些地方群眾生活非常困難，尤其是蕭縣青龍集等地方，戰爭拉鋸，老百姓遭殃嚴重，沒有糧食吃，剝樹皮、挖草根充饑，沒有衣服被褥，許多人衣不遮體，在死亡線上掙扎。
徐州市政府號召群眾積極救災。程秉文、常玉亮等許多青年通過各種形式組織徐州工商界人士捐款捐物，幫助災民度過災荒。蕭縣曾經派出一些同志來徐州求援。一位青龍集的鄉干部認識常玉亮，請求幫助。常玉亮便和原會長黃樂山商量，并召集各行業負責人開會，讓青龍集人在會上控訴國民黨反動軍人的罪行，激起大家的義憤，紛紛行動起來，很好地完成了救災任務。
為了振興經濟，保證稅收，在市政府領導下，組織“稅收評議委員會”，程秉文、常玉亮積極參加，認真進行各行業的稅收制度、稅收標準的調查、評議和制訂。這項工作沒有依賴原徐州商會的人員，是獨立進行的。這對于解放初期徐州稅收工作的穩定、新局面的打開、商業秩序的建立產生了積極影響。
發展生產繁榮經濟
徐州市工商聯籌委會成立，正是新中國剛剛誕生，面臨著復雜而繁重的任務。當時政府提出的方針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當時，徐州剛剛解放，百廢待興，由于基礎薄弱，戰爭的影響，生產力低下，處在經濟恢復時期，因此“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是一項十分困難而又重要的工作。工商聯籌委會首先抓住“穩定物價、保證供應”這個關鍵問題開展工作。召集各個同業公會和業主，宣傳政府的政策，要求各個行業廢除私價、暗價，實行“明碼標價”。鼓勵各行業積極生產，互相交流。
根據工作安排，工商聯籌委會積極參與外地物資交流活動和會議，學習經驗，加大購銷業務，扶持生產。1949年10月，天津舉辦工業、手工業產品交流會，工商聯籌委會派出市工商管理局張輝領隊，經濟部的朱肖巖，以及劉仲純、張海波、常玉亮、苗逵生等30多人赴會。
他們去天津之后，又到北京參觀學習。學習的主要內容，包括糧食交易所的組織管理、商品銷售的物價公開，分類成立產品交易場所。歸途中，又到濟南參觀苗海南（后任山東省副省長）紗廠、張東木（后任濟南工商聯主任）染廠、艾魯川的煮青廠。回來后，向工商界進行傳達，激勵大家積極擴大經營。徐州市政府在徐州分別成立了“糧油交易所”、“花紗布交易所”等市場，工商界相繼開辦了煮青廠、染廠、織布廠，對徐州商品市場的發展、市場管理制度的形成起到很好的作用。
1950年5月，大規模的“華東地區物資交流會”在上海舉行，徐州工商聯籌委會也派團赴會，工商局副局長尹一農、秘書鄭克鑄、工商聯秘書劉仲純、王惠謙為負責人，團員有苗逵升、陳圣三、常玉亮、蕭樹松等。他們聆聽了陳毅市長的講話，參觀工業、土特產品展覽，收集各地資料，適時地定購了糖、紙張、紗布等產品，擴大徐州與南方的物資交流。
回徐后，工商聯籌委會學習外地經驗，1950年夏，為了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組織了一次物資交流生產展覽會。
1951年5月中旬，為了組織土產交流，擴大城鄉互助，工商聯組織召開“徐州市土產代表會議”，開幕式在原中蘇友協禮堂舉行，會場設在青年路原搬運公司（現市委）大院內舉行。會議由市工商局楊廉負責，工商聯苗逵升配合工作，常玉亮動員各企業、業戶參加。會期三天，盛況空前。徐州地區土產，如銅山高粱燒酒、窯灣綠豆燒酒、碭山梨、蕭縣石榴等，資源十分豐富。會議的目的是展示徐州土特產前景，研究如何恢復農村土產原來的市場，開辟新的市場，促進農村土產生產，組織聯營，有計劃地進行收購與推銷，加強城鄉交流，為促進經濟的進一步好轉奠定基礎。
1951年起，5月底，連續四年利用泰山廟會徐淮地區民間大型物資交流的機會，組織“泰山騾馬物資交流大會”，實現城鄉互助，內外交流。事前常玉亮陪同工商局房山科長去泰山實地察看場地，并與廟會老會首張仁堯妥善協商，與有關部門取得配合，動員組織私營企業積極參加。會上糧油、棉紗、五金、農具、牲畜等都各有交易場所，人山人海，交易旺盛。在交流會期間，工商聯大力宣傳國家政策，號召群眾反對迷信、打擊反動道會門破壞等。周密組織，多方支持，廟會取得成功。1951年成交額達180多億元。
艱苦工作推行公債
1950年，我國發行一種以實物為計算標準的公債，即人民勝利公債。發行公債是為了支援解放戰爭，迅速統一全國，以利于安定民生，恢復和發展經濟。為避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規定公債的募集和還本付息均以實物為計算標準，即折實公債，其單位定名為分。徐州每一分公債，等于米6斤、面1斤、布4尺、煤16斤。全國發行總額原定為2億分，年息5厘，分5年償還。第一期發行1億分，第二期因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好轉，停止發行。到1956年11月底，本息全部償清。
推行公債自然成了工商聯籌委會的頭等任務，成立了公債推銷委員會，寶興面粉廠經理侯弼卿任主任，負責這項工作。由于經濟困難，又是初次發行，許多人持懷疑、觀望態度，遲遲不認購。當時政府的推行公債政策是自愿認購，不能強迫認購。
公債推銷委員會經過研究，決定召開會議宣傳推行公債的意義。會議由常玉亮主持，領導分別講話，在基督教禮堂召開的動員會上，市委書記華誠一到會講話。會議宣傳國家對發行公債的政策，宣傳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美好前途以及政府的誠信，鼓勵大家認購。所以采用折實標準，目的完全是保護公債持有人的利益，使公債是名符其實的債，而不是捐。并通過已經實行的取得信任的折實儲蓄的事例，來增強大家的信心，絕不同于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所發行的舊公債那樣，叫人感覺到完全是欺騙的。
許多人認識了，心動了，但還是十分謹慎。這時需要有人出來帶頭，某些人也在看著“頭面人物”的行動。一次在市政府禮堂召開動員會，市長張光中到會講話，鼓勵大家認購。這時工商聯籌委會委員、顏料同業公會的張海波，在會場上振臂高呼：認購2000分！后來又認購8000分。常玉亮認購1500分，工商聯籌委會主委程秉文時在山東開會，也打來電話表示，認購3300分，后又增加到1萬分。滿場掌聲雷動，反響很大。在他們的帶動下，許多業戶紛紛響應。顏料業胡正寅將店內僅有的六箱資產賣掉一箱來認購公債。徐州市人民勝利公債的發行局面打開了。徐州市發行公債任務是40萬分，工商業者認購33萬分，擔負全市的82.3%。
在群眾積極性高漲的基礎上，公債推銷委員會經過研究，根據行業情況，將公債認購任務分到各行業，再由行業公會分配到戶，順利完成了國家的任務。后來俟兌現時，認購者得到如數足額的利息，均十分滿意，皆大歡喜。而某些當年疑慮過重、認購數額少的人倒說買少了、吃虧了。從1954年到1958年，國家發行經濟建設公債，徐州工商業戶需要年年認購，且負擔一定的指標，但有了推行勝利公債的經驗和基礎，認購工作總能順利完成。
評議稅收保證財政
建國初期，為了恢復經濟、發展生產，資金十分困難，做好稅收是一項亟為重要又十分棘手的工作。1949年5月31日公布了《徐州市人民政府征收營業稅暫行辦法》，對全市80多個行業、7000多戶開征營業稅。同時開展稅收的“民主評議”工作。為此，徐州市專門成立了“稅收評議委員會”，徐州市稅務局方一局長親自參加主持這項工作。“稅收評議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徐州市商界有影響的大戶。
“民主評議”是解放初期中財部的意見，通行于剛解放不久的中小城市的一種稅收過渡方法，它的具體步驟是：（1）規定某一時期全市應納工商稅總額；（2）由城市稅收機關會同市工商聯合會把這一稅額分攤到各行業；（3）再在各行業范圍內把稅額分攤到各戶，由各戶自報公議。徐州市的“稅收評議”也是這種做法。由業戶經過小組自報公議、行業分會評議、市評議委員會評議三級評定。
徐州地方的工商業戶多是賬冊不健全，或者是建兩本帳，弄虛作假情況嚴重。舊社會工商業戶稅收的陋習往往是繳三成、留三成、漏四成。是故稅收評議工作的進行非常困難。對稅務局提出的稅額，有的喊重了，采取磨、拖的敷衍觀望態度；有的以強凌弱，互相排擠；有的則明應暗頂，故意拖欠，這樣給稅收入庫、貨幣回籠和物價穩定帶來嚴重影響。
面臨種種情況，“稅收評議委員會”在市政府領導下，堅持開展工作，耐心宣傳人民稅收制度與國民黨稅收的根本不同，一方面批評某些業戶錯誤態度，嚴肅處理一些不法商戶，同時大量地做思想工作。行業評議會有時開到很晚，甚至深夜才結束，為了業戶安全，避免意外，工作人員便把業戶一個一個地護送回家。
在評議中，稅額多的喊重，稅額少的也跟著喊重，爭執不休，拒不接受。南貨業有位經理梁鴻案，認為評議不公，到期限拒不繳款。經過一再做工作，仍不繳納。如此下去會產生極壞影響，一些業戶也在觀望中。稅務局上報市政府，建議嚴肅處理。張光中市長知道了，說還是教育問題吧。于是約請梁鴻案赴市政府茶敘。梁鴻案忐忑不安，帶著疑慮而去，張市長熱情接待，明理勸喻。梁鴻案大為感動，逢人說張市長如何親切，如何大義，回來后當天便把應繳稅款全部如數繳齊。觀望者聞之也深受教育，不再猶豫，一一繳納。后來隨著形勢發展，管理制度的健全，許多業戶建立賬冊，逐漸規范，稅務人員加強管理，稅額的確定逐漸合理，喊叫不公的現象大大減少了。
1950年5月的一天，山東省政府孟秘書長來徐州檢查各種工作，召集各行業負責人到市政府小禮堂開會。孟秘書長開門見山地說，目前國家建設急需資金，但現在稅收的尾欠嚴重，稅額很大，希望大家盡快清理上繳國庫。據資料是時稅收入庫率不足四分之一。開完會已經八點了，當時大家商議立即行動，遂連夜逐戶登門催繳欠款，次日繼續工作，經過兩天的緊張努力，使稅收入庫率提高到約80%。
為了徹底搞好稅收，工商業戶的登記工作從1949年5月就開始了。由市工商局召開會議，向廣大業戶講明意義，為了有利于國家對私營企業的扶持、發展和管理，希望如實填報。由于工作人員的耐心認真，登記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對私營企業的財產重估也是一項大事。1950年12月30日政務院公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分別于1950年7月15日、1950年12月22日和1951年3月30日頒布了《關于私營企業股東有限責任問題的指示》、《私營企業重估財產調整資本辦法》和《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施行辦法》等文件，1951年3月，市政府成立私營企業財產重估評審委員會，由市工商局、稅務局、工會、工商聯等代表組成，程秉文為主任委員，張復南、常玉亮為副主任委員。評估委員會下設幾個專門機構，開始了私營企業的重估財產工作。
通過大會宣傳，行業公會組織活動，深入做好思想工作，消除種種顧慮，重估工作逐步展開。但是，阻力和困難很多，一些業主在填報時，不能如實填寫。直到年終，重估工作才基本結束。當時登記參加重估的只有3655戶，其中工業1674戶，商業1981戶，資產共計951億元（舊幣），比重估前增加538億元。但估產情況與實際還存在一定差距。
在艱難開展各項工作的年頭里，常玉亮難以忘懷的一件事，就是“青年行動委員會”的成立和活動。“青年行動委員會”不是先有組織后開展活動，而是通過開展活動逐漸形成的。稅款催收、公債推行、重估財產，面對各種思想，各類業主，需要做許多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要掌握政策，了解內情、熟悉情況，有理、有節地去做。常玉亮同志就和幾位青年一道，投入斗爭中去。不計較時間，不害怕挫折，一家一戶去奔跑，白天黑夜去開會，真是席不暇暖，發揮了積極帶頭作用。徐州市政府領導發現了這些青年人的作用，十分高興，熱情鼓勵。這支隊伍被稱為“青年行動委員會”，人數逐漸增多，最多時有四五十人，王青才、白余三、彭俊山、馬俊華、劉廣信、武仁香等都是骨干分子。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青年行動委員會”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裝扮徐州迎接國慶
在工商聯各項工作逐步開展的日子里，迎來了第一個國慶節。徐州市政府專門召開會議，認真作了部署。除了正常活動外，市政府交給徐州市工商聯一個特別任務：裝扮布置淮海路。那時，淮海西路沒有開通，淮海路是指東車站到百貨大樓這一段，這是徐州當時最主要、最熱鬧的街道。常玉亮和十幾位同志實地作了調查。因為松枝采集困難，決定在徐州郵政局（現在人民商場）門口的淮海路上，扎松門牌坊。另外懸掛50幅過街橫幅。根據政府擬定的口號，剪字來不及，就用油彩寫。十幾個年輕人，扛著梯子，上上下下，忙乎了一夜，才懸掛完畢。國慶日清晨，燦爛陽光灑滿了淮海路，標語在映照下鮮艷奪目，給古老的徐州增添了勃勃生氣，工商業者以自己嶄新的面容和姿態，慶祝新中國誕生一周年。
這時，又傳來了個喜訊：程秉文代表徐州市工商聯，應邀出席了北京國慶招待酒會，毛主席親自主持。程秉文回徐后，向大家傳達說，毛主席身材魁梧，慈祥親切，滿面春風地接受各界代表的敬酒祝賀。大家感到這是工商界的光榮。
抗美援朝貢獻力量
抗美援朝斗爭中，徐州工商聯的任務是光榮的，也是艱巨的。
1950年底，開始抗美援朝的組織發動工作。當時不少人頭腦里存在“恐美，懼美”思想，認為我們國家剛剛建立，經濟力量薄弱，能抵抗得住、打得贏嗎？盡管許多會議一再宣傳，一些人還是將信將疑。
市工商聯委派程秉文、常玉亮到濟南參加會議（當時徐州隸屬山東省），聽了省委向明同志兩個半天的形勢報告，明白了了我人民志愿軍乃是正義之師，他們在戰場上，同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戰，英勇頑強，取得一個一個勝利，打破了美帝不可戰勝的神話，深受鼓舞和教育。回徐后向各行業委員會傳達向明同志的報告，激起了人們的愛國熱情，會上成立了“徐州市工商聯抗美援朝分會”，并商議決定立即捐獻一部救護車，此事由汽車運輸業主任王紫嵐負責籌辦。
會后大家非常熱情踴躍，捐獻救護車活動很快完成。隨后，又在人民公園電影院里再次召開會議時，把救護車開到了現場，車身上寫著“徐州市工商聯奉獻”一行大字，人們群情振奮。接著人們在淮海路上舉行聲討美帝大會，各行業打著彩旗從彭城路向東車站*。
工商業主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商店改善經營作風，熱情服務；工廠作坊搞好生產，多紡紗多織布；各行各業積極制訂愛國公約，努力生產，厲行節約，提高質量，降低成本，以實際行動支援朝鮮前線。
1951年春，市政府在九里山機場舉行10萬人的聲援抗美援朝群眾大會。工商聯是其中龐大的隊伍，組織了三個*梯隊，每隊200多人，各個行業都有人參加，以老板為多。每個行業前面都有鑼鼓開路，舉著旗幟，打著標語，浩浩蕩蕩沿著中山路北去。隊伍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自己制作的很大的飛機模型，螺旋槳可以轉動，在地面上推著，隨著隊伍前進。
捐獻活動中，徐州工商界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熱情很高，開展“千元捐獻活動”。大家做到有錢出錢，有物出物，藥業捐獻了1200萬元的藥品。《徐州工商報》經常報道工商界的捐獻活動，也涌現一些先進人物。全市工商業戶繳款75萬元（人民幣），并超額完成捐獻3架戰斗機的任務。
1951年1月，徐州市組織赴朝慰問團，由衛生局孔云擔任團長，民主黨派代表民盟主委鄒鐸、徐州工商聯副會長張海波擔任副團長，去東北中朝邊界醫院慰問傷員，帶去了徐州人民對最可愛的人的敬意。捐獻的救護車也派人駕駛開到了東北，送給前線志愿軍。
1951年3月，春暖花開時，工商聯組織各行業參加朝鮮人民軍戰士報告，地點在王陵路附近，那天天氣暖和，會場上人涌如潮，報告臺上兩位戰士一身軍服，精神昂揚，一位戰士在話筒前講話，聲音洪亮，但是大家一句不懂，原來講的是朝鮮語，正在大家疑惑時，忽聽他用漢語說：“我是代表朝鮮人民軍來向你們匯報，并帶來朝鮮人民赤誠的心，向中國人民致敬感謝來的。”這時，戰士敬個軍禮，全場立刻掌聲雷動，連連歡呼。他就是朝鮮人民軍代表金星九。報告了兩個多小時，會場歡騰了兩個多小時。
在抗美援朝運動各項工作中，也經歷了斗爭。徐州的醬豆是指定支援朝鮮前線的食品，通常做醬豆都是用井水浸泡，干凈衛生，質量味道好。可是某些商家竟然在黃河里浸泡，影響質量，送到前線已經變味了，不能食用。事情暴露后，工商聯認真進行了查處。革除陋習樹立新風
解放初期，許多行業在對外營業、對店員徒工待遇上，有的是沿襲舊的行規，有的是為了私營牟利，都存在一些損害店員徒工利益和顧客利益的陳規陋習，必須廢除。1950年間，徐州市工商聯開展了革除陳規陋習、樹立經營道德新風的活動。這項工作是革舊布新，不僅是制度、方法的變革，而且是思想意識的變更，移風易俗，做起來困難很大。在宣傳教育基礎上，各個行業自行揭露問題，討論檢查，制訂愛國公約。
當時比較突出的問題是物價問題。舊社會物價非常不穩定，一天里早晚差異很大。而且有的行業的議價行為隱秘齷齪，加上中間人插手，傷害對方利益。所以，徐州工商聯提出廢除舊的議價行規，根據政府政策，各個行業都要實行明碼標價，公開銷售，不得私自壓價和哄抬物價。這樣不但維護群眾利益，同時對穩定物價、穩定市場、保證供應起到重要作用。
針對經營中貨不真價不實、以次充好、貨次價高、欺騙顧客、量具上短斤少兩、尺碼不足的問題，經過討論，各行業制訂公約共同遵守。行業公會成立小組認真檢查。
再如營業時間，由于私營店鋪都是在自家門面里營業，上下班那時叫上下門，沒有統一規定，隨意而行。年節或買賣緊張時，為了盈利，別家沒下門自家搶先下門，別家關門了，自家還堅持營業。這樣沒有時間規定，店員徒工就要長時間工作，得不到休息。現在，新社會，店員徒工不但需要休息時間，而且要按時參加店員工會的學習和活動，這是他們應有的權利。
為了爭得和維護店員徒工的利益，1952年，市政府召開會議，勞動局、工會提出改革工時，推行八小時工作制。徐州工商聯配合工作，便在業主會議上，根據行業特點，統一上下門和休息時間。商店從早八點到晚八點，實行兩班制。保證工人按時參加學習和活動。
在廢除陳規陋習的過程中，既要發動店員徒工起來揭發斗爭，又要分析說理，更為艱苦。工商界許多青年人行動積極，在揭露陋習、革除行業黑話暗語、制訂公約、檢查執行等方面發揮帶頭作用，一邊學習政策，一邊開展工作。
廣大職工政治熱情不斷提高，希望參加各種政治文化活動。常玉亮回憶說，勞動局于從文局長找到他，談到推行勞資雙方建立協商制度、訂立勞資合同事情，要求工商聯與工會配合做好這項工作。
早在1949年11月，徐州市人民政府就公布了《私營工商企業勞資雙方訂立集體合同暫行辦法》，規定勞資雙方的義務和權利。實行“勞資合同”，對工人的工作時間、工資待遇有了具體規定。之后又先后建立“勞資協商會議”制度，定期研究勞資爭議事項，不能解決的問題報請政府仲裁。
“勞資協商會議”制度，確立了職工參加管理、發揮監督作用。勞資雙方共同建立、共同遵守，在企業經營利潤方面也有具體規定。在推行工作中，工業方面從鐵工業開始，因為鐵工業聚興昌等工廠出現一些資本家抽資、解雇工會積極分子問題，內部勞資矛盾比較突出。其他行業首先在顏料行業實行，然后向布業、百貨業、醫藥業推廣。“勞資合同”要從公積金、稅收、資方、勞方各方面統籌兼顧，這是解放初勞資關系、行業管理的一項重要改革。
克服困難扶持轉產
徐州解放時，私營大工商企業不多，中小企業比較多。1949年10月，工商業登記時有10617戶，其中多數是小型手工業和小店鋪商販。這樣情況下的經營，特點是資金少、人員少、鋪面小，不但制約著企業的發展，缺乏競爭力，同時對企業的管理、技術提高也不利。工商聯根據外地經驗，建議開展聯營，多個商店、企業組成一個大企業大商店，資金可以匯攏，人員可以集中，設置經理、會計、出納、采購、保管和營業人員，挖掘潛力，提高競爭力，有利于生產經營發展，也有利于管理正規化，這稱為“私私聯合”。工商聯把建議報告給市商業局，得到贊同，支持開展這項工作。
1951年，經過行業公會的學習討論，一些行業先行一步。以苗逵升為經理的綢布業、以郝耀庭為經理的五金電料業、以洪兆祥為經理的醫藥業公司等，紛紛組成聯營公司（社），經營有了規模，銀行可以貸款，資金聚集了，人員才能得到發揮了。工廠從四面八方采購進貨，貨源廣，花色齊全，生產提高，價格公道，銷售渠道活了，市場活躍，大家真正嘗到了聯營的甜頭，這一年是私營企業紅火的一年。
1954年，全國開展“一化三改”運動，國民經濟全面進軍，國營經濟壯大，規定一些私營企業不準經營批發業務，只允許零售業務。這樣許多做批發的業戶為了尋找出路，進行合并轉產，紛紛去考查、協商，尋找新項目。
工商聯主任程秉文帶頭做起。程秉文原是貨棧業的，經營糧棉雜品，代客買賣，負責運輸。1951年冬，他率先改營皮革，成立淮海制革廠，地址在民主路。顏料業胡正寅投入大鏞鐵工廠。茶葉業經理楊鳴皋、張爾泰投入聚興昌鐵工廠。
五金公司、醫藥公司的轉產，是大家籌款6萬元，成立徐州玻璃廠。廠址在環城路，勞資雙方共同勞動，平整土地，建立廠房，準備生產竹殼暖水瓶。這不僅在徐州是首家，在江北也沒有第二家，將來產品銷路沒有問題。但是需要掌握暖水瓶生產技術，這在當時是高端技術，徐州缺乏此類人才。郝耀庭就派人到上海學習技術，去挖技術工人。這些技術工人原工資每月40元到50元，郝耀庭提到每月100元，尤其是關鍵性的鍍銀工藝，工資高達每月80到300元。這樣招徠了技術工人。
大家共同努力，在工廠里建起了玻璃窯爐，初試成功，生產了玻璃杯、暖水瓶膽。正當人們高興時，玻璃窯爐忽然坍塌了，人們驚呆了。經過檢驗，原來是玻璃窯爐地基土質里含有的石英砂被燒化，玻璃窯爐失去基礎而倒塌。原因明白了，但是沒有資金重建。工商聯、工會出面做工作，市政府派范松擔任書記，來到廠里，帶領勞資雙方振奮精神，克服困難，勞資雙方暫時都將40元的工資減半，又爭取其他業戶籌來部分資金，逐步恢復生產。玻璃廠從籌建到正常生產，總共投資約16萬元。由此可知轉產付出了多少艱辛。
后來有了經驗，有了這些技術工人和工藝，徐州的暖水瓶廠的產品質量得到保證，并且不斷提高，1958年前后，暖水瓶質量一直被評為全國第一，成為徐州的名牌產品。1958年后，又以玻璃廠技術工人為主，成立了徐州燈泡廠，后來又發展為啤酒瓶廠。
煤油業王惠謙經理、顏料業馬俊華經理、鐵工業技師沈少芳合議，1954年籌辦華信造紙廠，地址在黃河壩子街。后來發展成為徐州造紙廠。造紙廠的生產遇到了排污問題，當時廢水是就近向黃河排放的。黃河岸邊住滿了百姓，他們洗衣服、洗菜都到黃河里，廢水經常地排放，使河水變色變味，老百姓有意見了，找到廠里，又找到工商聯。于是常玉亮幫助造紙廠想辦法，決定采用一個比較長遠的辦法，就是鋪設管道，從廠里越過黃河，架空，然后通往西岸的地下大污水道里排放。
這些工廠1956年先后公私合營，政府投入資金三億多元，，進行合并改建，先后成立紡織廠、化工廠、重型機械廠、水泥廠、橡膠廠、印染廠、鋼鐵廠等，奠定了徐州工業基礎。
徐州美豐磅廠的發展更是曲折，變革中遭遇困難，困難中遭逢機遇。
馬學賢年輕時是在山東濟南亞美磅廠學徒，學車工的，懂得機械技術。出師后以修理磅秤為業。濟南沒有解放時，他帶些徒弟到德州解放區修磅秤，在人民政府支持下開設小廠。徐州解放后，1949年9月，又帶些技術工人來徐州，在徐州永安街38號開設了徐州美豐磅廠，既修理又制造磅秤。1950年5月，工廠遷到大同街西口（原彭城醫院處）。
1951年3月，軍工部門交給徐州加工生產69只20噸大型油罐的任務，政府把此項任務交給機械工業工會。廠工會主席王洪泉找到馬學賢商量，認為徐州鐵工業有能力完成此項任務。于是在工商聯幫助下，從各個行業抽調了一大批三四十歲的師傅、技術工人，又從棗莊等地補充一些，約50多名，組成技術隊伍，成立聯營廠。國家提供鐵皮鋼板等原材料，工人團結協作，自力更生。沒有大型機械，完全依靠人工操作，掄錘敲打，車床加工。經過約一年的艱苦勞動，終于圓滿完成任務。常玉亮經常到廠里去檢查，在油罐運往北站的時候，他忘不了那用滾木一節一節艱難推動的情形。這是徐州解放初工人們的一大創造。
油罐任務完成后，賺了些錢。但是這一批年輕力壯、富有技術的工人怎么辦？領錢解散回家？失業那太可惜了，這一支經過磨練高水平的技術隊伍是徐州寶貴財富。工廠工會主席王洪全，找馬學賢，讓他擔此重任，接過資金和技術人員，聯合發展，成立徐州市規模最大的私營工廠美豐機器鐵工廠。工廠一邊在徐州生產磅秤，一邊在西安開設分廠，打開銷路。1952年3月，工廠搬遷到環城路98號。這時，義興昌、崇信昌、聚興昌、義祥、蘇豫、華鐵等11家私營工廠并入，組建成徐州美豐機器鑄造股份有限公司，馬學賢任經理。
“三反”、“五反”開始，因工資事工人起來上訪，還要批斗資本家，生產停止了。馬學賢寢食不安，無處躲藏。后來，政府有關部門、工會和工商聯經過商議，宣布馬學賢拖欠工資觸及法律，被送進法院拘留。工廠平靜下來。當時，由于農村出現了互助組，生產發展，市場需求磅秤。怎么辦？程秉文、佟蔗佳、王洪泉等為了挽救美豐磅廠，費盡心機。通過政府勞動局部門，利用“抽資”辦法，向一些綢布業、顏料業、南貨業、運聯商行等商業大戶籌資，來支持徐州美豐磅廠。又把馬學賢保釋出來，派劉勤擔任廠長，馬學賢和苗逵升擔任副廠長，使廠子恢復生產。歷史證明，美豐機械廠的保留，為徐州機械工業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54年9月，美豐廠實行公私合營。1956年6月，美豐廠的10立方米煉鐵小高爐試制成功，7月5日煉出第一爐鐵水，從此揭開徐州煉鐵序幕，名噪一時，并且發展成徐州鋼鐵廠。同時，美豐廠技術人員的流動，給徐州機床廠、橋箱廠、工程廠、齒輪廠的建立奠定技術基礎，這些廠里均有美豐廠技術人員的身影。
綢布業一部分轉到磅廠，一部分變成零市。更多的手工業戶，襪子、布業、鞋業、銅錫、洪爐等，隨后紛紛進入了合作化。
統購統銷開設糧店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隨著國民經濟恢復發展，國家對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實行了統購統銷政策保證了市場物價穩定，促使物價統計工作開始走向正規，逐步建立集中統一的物價統計報表制度。徐州市的統購統銷，是逐步開展的。1953年4月，徐州工商聯根據國家政策，要求飲食業、炸油業、醬菜業、紡織業等行業的業戶，依據生產需要，逐月上報所需要糧食、黃豆、棉紗以及食用油的數量，匯總統計，上報得到批準后，去指定地點購買。然后過渡到按計劃供應。
1954年9月1日，包括徐州在內的江蘇9個城巿開始實行糧食定量供應。為了緩和統購統銷后出現的糧食短缺的矛盾，政府把“節約用糧”當作一項經常性的工作予以強調。
三反五反工人覺醒
1951年12月28日，在全市黨員非黨員干部大會上，1952年1月3日，在徐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臨時擴大會議上，市委副書記華誠一代表市委分別作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動員報告，會議通過了開展“三反”運動的決議。1952年2月5日，徐州市召開工商業“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動員大會，張光中市長作動員報告，警告不法商人趕快徹底坦白。并表示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自此徐州市拉開了“三反”“五反”運動的序幕。工商聯積極動員組織工商業戶參加運動。
運動初期，一些工商業戶觸動不大，不以為然。1952年1月16日，工商聯舉行會議，程秉文發言，警告有問題者趕快坦白交代，并要求各主任委員以身作則，首先交代清自己的問題。2月，工商界舉行坦白檢舉大會，張光中市長做動員報告。有部分人當場坦白。為了擴大成果，政府通過工商聯、工會發動職工參加運動，按行業召開大會，指定一些有代表性的老板在會上交代問題。職工上臺揭發不法商人的問題。2月，店員、建筑工人、手工業工人分別在工人禮堂、二中禮堂舉行大會，當場揭發材料有2萬多份。會后分小組檢查交代，把企業經營中危害國家和群眾利益的行為一一揭露無余。
3月，在三中操場舉行全市“反貪污——坦白檢舉大會”，張光中、華誠一再次在會上作動員報告。并多次舉行“退臟洗污”大會。徐州市人民檢察署還在市內主要地段設置檢舉箱。職工積極性調動起來，他們組織檢查大隊查“五毒”，后來稱為“打虎隊”。青年店員并在人民舞臺舉行“圍剿大老虎”宣誓大會，有的連夜行動，攻克“堡壘”，突擊檢查。在面粉加工、糧油業、營造業等行業發現許多重大問題。政府也及時逮捕、處理一些違法分子，促使運動深入開展。
如營造業（建筑業）蔣某，在為部隊承建油庫工程中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財產，造成工程質量低劣，部隊在使用時出現大量漏油現象，國家資材損失嚴重。在檢舉大會上，把蔣某押赴會場，部隊同志提起公訴，請求依法處理。
某些商店業主，為了阻撓店員參加工會活動，有的延長工時，有的克扣薪水，有的甚至打罵，如五金業某曹姓店鋪，對店員參加工會活動極為不滿，經常說三道四，打擊辱罵，店員不堪其辱，竟投井自殺。逼死人命、破壞運動的事件，震驚工商界，引起公憤，終將其法辦。
醬菜業揭發出，在抗美援朝運動中，為志愿軍加工干姜片、鹽豆子，有幾道工序，應該用自來水浸泡、淘洗，但是業主卻讓工人在黃河里浸洗，影響質量。醫藥業也揭發出當時藥品中以次充好、甚至買假藥、以舊棉花做藥棉等偷工減料危害人民的不法行為。汽車業揭發出欺詐和偷漏稅行為。代理業（中介行業）揭發出對買賣雙方實行欺騙的行為。
1952年7月，“三反”、“五反”運動基本結束，共挖出“老虎”196人。根據黨的政策，斗爭從嚴，處理從寬。大多數情節比較輕、徹底坦白、立功贖罪的予以從寬處理。每場大會，工商聯程秉文、佟蔗佳兩位主任，分別到會交待政策，促使運動正常進行。運動后期，在市工商局張復楠領導下又進行復查。
“五反”結束時，不少私營人員思想消極，不愿意開展業務，甚至不肯上廠進店。工商聯又耐心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同時，人民銀行發放貸款，國營公司調整批零差價，使私營業戶有利可得，增強了經營信心。1953年春出現了興旺景象。
整頓組織精簡人員
1953年，國內外形勢很好，工農業生產有了較好的恢復和發展，市場也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為了加強工商聯工作，提高工商聯工作效率，政府委派了幾位干部來協助工商聯進行組織整頓。
整頓工作首先從整頓工商聯基層組織同業公會做起。派來的干部對基層情況不了解，為了便于開展工作，由常玉亮負責，把每個同業公會的組織情況、負責人和有關人員情況，一一作了詳細介紹。他們掌握了基本情況，深入基層后，對組織不健全的同業公會及時進行了改選。在基層組織整頓的基礎上，根據政府布置，按市區規劃，先后成立了鼓樓、云龍、子房、王陵四個區級工商聯，由區黨委直接領導。
再者，市工商聯組織比較臃腫龐大。當時工商聯組成人員，包括接收一部分舊商會人員，招收一部分工作人員，又吸收撤消機構后（如資產重估組）的部分人員，工商日報的人員，以及各基層自行招用親友的工作人員，這樣，人數達300多人。機構人員繁雜，顯然不適應工作的開展，必須精簡。于是經過開會學習，動員勸退了近200人，保留了100多人。對勸退的人員，給予適當安排，經濟給予補償。后來又經過干部下放，到文革前，市工商聯人員有30余人。
對私改造四馬分肥
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指導下，我國經過三年的經濟恢復，物價平穩，市場繁榮，工農業生產達到新水平，1953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市大規模宣傳總路線，開始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與此同時，加強了對私改造。
黨對資本主義工商企業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1953年初加強了這方面的工作。如，禁止私營企業不能再進行糧食類的營業，油坊、酒坊、糧棧等行業的經營受到限制，需要的糧食要做計劃上報行業公會，再報給工商聯審計匯總，報給市糧食部門審批，然后發給業戶。以后就逐步實行了統購統銷。
有部分私營企業是為國家加工產品，許多手工業產品也是由國家收購，不準許私營企業批發銷售。當時徐州經營加工業的中小企業，有的還不樂意接受國家加工任務。如織布業，當市花紗布公司布置秋季加工計劃時，織布業委員會不愿意接受，認為熬過淡季（夏季），到了旺季（秋季），可以自己織布銷售賺幾個錢。每逢這些情況，工商聯總要協助政府做協調動員工作，既說明國家對私營企業的政策，又說明市花紗布公司淡季旺季都有計劃安排，不會讓大家吃虧。
對較大企業，政府一方面給予扶持，一方面加強企業改造。按照國家計劃，在企業管理上，通過制訂計劃、執行計劃、安排生產和經營，實行計劃管理。同時，開辦政治夜校，組織學習，加強對工商業主的思想改造。
為了逐步增加企業積累和實行勞資兩利，對企業的盈余分配采取“四馬分肥”的辦法，即一是保證國家稅收；二是提取企業發展基金；三是私營業主紅利；四是職工集體福利和個人福利。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也有小部分業主明服暗不服，工商聯就積極做好教育工作，協調意見，共同遵守，促進企業發展。
公私合營改變性質
五十年代中期，根據中央指示，開始執行對私改造和贖買政策。
工商聯在工商局楊廉局長領導下，全力以赴，協助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告訴工商業者，資本主義是大魚吃小魚，社會主義則迥然不同，社會主義是大船帶小船，共同進入社會主義。經過思想工作，百貨業向余三接受建議，掛出國營牌子，鐵貨街開業。照相器材業經理魏子安吸收幾家中小店戶組成百貨商店，又把南關小布市、北關鐵牛市場的一些攤販組織成比較大的布店，在慶云橋開業。
依據國家需要、企業所具備的條件和資本家自愿原則，徐州市分別進行了公私合營工作。美豐鐵工廠走過了從私營到聯營，從股份制到政府扶持的道路，又在政府、工商聯幫助下，進行了一些民主改革，生產管理、資金周轉、生產狀況和群眾思想等比較好，為公私合營準備了一定的基礎。`1954年9月27日，根據資本家申請，經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批準，在我市率先實行了公私合營，使公私合營工作有了良好的開端。
半年后，我市另一家規模較大的企業聚興昌鐵工廠也實行了公私合營。聚興昌鐵工廠在我市是開業最早的機器鐵工業，技術隊伍比較好，但是資金少、周轉慢，影響生產發展。經資本家申請，1955年4月30日批準實行公私合營。
這兩個工廠公私合營后，改變了企業性質，解放了生產力，生產水平得到提高，還開發了新產品，管理規范，經營狀況改變很大。據資料表明，美豐鐵工廠公私合營后的1955年，產值比1954年增加了一倍，改變了虧損局面。這樣，給我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打下基礎，迎來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
正在此時，1955年11月，毛主席在北京接見工商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紛紛請求公私合營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消息傳來，推動了我市工商業公私合營的步伐。
不少資本家經過學習、動員和討論，思想覺悟有了提高，認識到企業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公私合營的必然趨勢，紛紛遞交申請書。1956年1月12日，百貨、綢布業首先提出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次日即得到批準。宣布大會上又有行業提出公私合營申請，未到月底，全市各行業均獲得批準，實行了公私合營。工商界組織“飛車報喜隊”，敲鑼打鼓，抬著“雙喜”牌匾*。全市懸燈結彩，氣氛熱烈。
1956年1月21日，全市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工商業者和機關干部8萬人在云龍山體育場舉行集會，慶祝徐州市對私社會主義改造勝利。
公私合營后，根據企業性質的改變，進行了“清產核資”工作和經濟改組工作，對企業組織和管理加以整頓和改革，健全財務制度，成立企業民主管理委員會，吸收職工參加管理。這中間由于有改革，就有斗爭，也有艱苦的思想改造。大家堅持原則，耐心工作，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挖掘了生產和技術潛力，開展了“為爭取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掀起了空前的群眾性生產熱潮。
在對私改造運動中，工商界的家屬也出了一臂之力。程秉文主委的夫人秦秀華、張海波的夫人武宗媛、宓繩武夫人王秀卿，以及老字號李同茂醬園李家惠的夫人翟昌芝等，都是態度積極，在家做好家務免除后顧之憂，同時走出家門參加政治學習，在歡慶公私合營勝利時，她們十位大姐還排練《采茶舞》上街演出。
工廠外遷人事安排
根據發展需要和縣區要求，市里決定幾家工廠搬遷到縣區，如曹啟光廠長為首的榨油廠搬遷到睢寧，以鄭宏澤廠長為首的榨油廠搬遷到新沂，以胡本一廠長為首的榨油廠搬遷到東海，以周勇銳廠長為首的榨油廠搬遷到沛縣，以沈家治廠長為首的翠文齋印刷廠搬遷到豐縣。翠文齋印刷廠在淮海路上，是徐州比較有名氣、規模比較大的印刷業戶。工廠搬遷到縣里，涉及到生產、家庭、生活各個方面，有相當的困難，工商聯積極協助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是季節性生產，并不常年下縣；有的是家庭不搬遷，只是一兩個人隨同。這樣來減少困難。
公私合營后，對于私方在職人員的安排，市政府實行“全部包下來”、“量才使用”的原則，妥善安排。工商聯積極協助做好工作。在市政府、市政協、市人大、省人大均有安排。工業方面有副局長、副廠長、車間主任；商業方面有經理、副經理、門市部經理，以及業務、財會方面，也都有安排。約有300多人，工商聯主要做好這300多人的學習、安排工作。安排的人員加上班組長等基層干部，約500多人。安排工作后，對私方人員生活困難的，工商聯組織籌集工商界互助金，給予補助。
難忘接見光榮歷史
1953年歲末，中國民主建國會在北京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程秉文為代表、常玉亮為列席代表參加了會議，聽取了李維漢部長作的關于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報告，周恩來總理在懷仁堂接見了全體代表，并合影留念。
1956年12月，全國工商聯在北京召開代表大會，常玉亮和程秉文主任等人出席了會議，聽取了陳云、薄一波兩位領導人的報告，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即給工商界股金每年定息為5厘。會后毛主席接見與會代表，并合影留念。會場一片歡騰。
通過1957年的整風反右，各級黨組織重視工商界人士的學習。1958年，常玉亮等到南京省政治學校參加學習勞動8個月。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常玉亮去北京參加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參觀了北京十大建筑，聽了李維漢部長的講話，肯定工商界人士經過大躍進幾年來的鍛煉，評價是“大有進步，還有問題”。大會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大家辦事情、想問題，要想著中國有六億人口，我們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全聯主委陳叔通為了便于大家記憶，特地撰寫一幅對聯：“一心記著六億人口，兩眼看清九個指頭”。大會結束前，劉少奇主席接見工商聯領導人，指示“工商聯顧一頭，顧社會主義這一頭；黨包一頭，包到底。”希望工商聯要無后顧之憂，一心為社會主義服務，繼續前進。隨后同全體代表合影。常玉亮回徐州后，向大家傳達大會精神。
整風反右跟著黨走
進入1957年，全國開展整風運動，工商聯又經歷了一場政治風浪。黨號召各界幫助黨整風，向黨提意見。此時工商聯正舉辦政治學校。有些學員對工商聯工作、對黨的對私改造工作提出批評，甚至說得一無是處。這受到了批判和斗爭，有的劃為右派。后來在工商聯三屆代表會議上，有人發表了一些言論后同樣受到批判。這樣大家噤若寒蟬，聽不到不同的聲音。
為了加強領導，市委派高原同志來親自掌握，召集工商界上層的工商聯委員，以及各行業負責人集中學習，動員大鳴大放。但是各小組發言還是四平八穩，怕當右派。即使貼大字報也僅僅是對工商聯工作上的意見。一連幾天多是如此狀況。
經過再次學習動員，有兩位，汪樸和李恒新，他們提出要敢于暴露自己的真實思想，接受黨的教育，不要怕當右派。他們成立個“右軍司令部”，愿意者可以到那報名，把自己的真實思想寫出來，接受批判。當時真有不少人參加鳴放，放出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言論，如“馬列主義學而不通，資本主義不學自通”，“資本主義萬古常青”，有的自稱“徐州的章乃器”。
運動結束后被劃成右派的有40多人（后全部平反），有人總結說，“一棍子打死右派，一棍子也打醒了自己”，“共產黨反不得，資本主義道路走不得，右派當不得。”這是當時全國工商界的流行語。“聽、跟、走”（聽毛主席的話，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工商界人士的格言。
四清運動下放勞動
1962年，為了克服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困難，各企業開荒種地，開辟副食品基地，種菜養豬。在最困難的時候，工商界人士也參加勞動，政府給予了補貼和照顧。
自然災害后，工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這時候，“四清運動”開始了。一開始聲勢就不小。根據市里安排，工商聯常玉亮等人到孟家溝（后為洗衣粉廠址）參加政治學校學習，到農村同貧下中農同吃同勞動，聽農民控訴舊社會受剝削受壓迫的悲慘生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緊張的學習勞動，還沒有結束，就看到報紙上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批判《海瑞罷官》，還沒有弄清勢頭，“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政治學校不辦了，放學員回原單位。回到市里一看，大字報滿墻都是，紅衛兵到處造反，工商聯被認為是“資本家老巢”，所以首當其沖被沖擊。工商聯已經無公可辦，常玉亮、張海波、陳文思、胡正寅、王青才、劉佩芳等工商聯、民盟負責人，到紅光（萬通）醬菜廠參加勞動，后到丁樓“五七”干校參加學習勞動，種菜、養豬，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那一去就是整整十年。
創辦報紙接管學校
1948年12月，徐州解放，徐州軍管會接管原國民黨《徐報》，建立新華社徐州分社，出版《新徐日報》，地址在淮海路136號，濟眾橋西首東南大旅社。1950年1月，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新華社徐州分社撤消。4月，《新徐日報》即停刊。這樣，徐州沒有一份地方報紙，消息閉塞，不利于開展工作。這時，徐州市政府找到徐州工商聯籌委會，與程秉文、張海波商量，由徐州工商聯辦一張《工商日報》。當時這是件大事，也是件新鮮事，工商聯籌委會的同志商討幾天，決定接受辦報任務，由張海波同志負責籌備。
經過半年的準備，《工商日報》在1950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一周年的日子里出版。開辦的經費是實行股份制，總額五千萬元（舊幣），由公、私企業認股。社長張海波，總編輯權啟仁，主編李也夫，工商聯派出30人參與辦報。報紙每期四版。1952年4月30日，《工商日報》停刊。在一年半的時間里，《工商日報》在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報道國內外重要新聞，尤其是報道徐州地方經濟狀況，和報道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運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工商聯還接辦了幾處小學校。廣慈庵小學，原來在美人巷的一座寺廟里，是個叫隆云的尼姑開辦的。當時的經費由廟地的地租支持。解放初，土地改革，廟地沒有了，經費失去來源，辦學產生困難。學校有六七個班，一百多個學生，怎么辦呢？隆云尼姑便找到與廟相連的徐州工商聯，求得幫助。經過研究，為了不讓孩子失學，工商聯決定接辦，改名為工商小學。1952年，開辟淮海西路，廣慈庵被拆除，學校需要遷移。徐州工商聯便與徐州教育局聯系，共同籌資在風化街買下一處寺廟，改建成小學，并招了兩位女老師去任教。1956年市教育局接辦，改為風化街小學。
馬市街的德淳小學，是油漆行業辦的學校。油漆行業會長任效勤，信仰佛教，法號德淳。1948年夏，為了慈善兒童，他便利用自己在馬市街56號的房產，開辦學校，取名德淳小學。解放后，由于經費緊張，無法開辦，便邀請徐州工商聯領導程秉文、張海波、常玉亮等人商討，請求支持。徐州工商聯答應接辦，為了加強管理，成立包括常玉亮多人在內的董事會，學校改為工商二小。接辦后，學校得到發展，不斷充實領導和師資力量，改善辦學條件，一度成為民辦小學的先進。1956年改成公辦，改名馬市街小學。
徐州工商聯接辦的另一所小學，在云龍山東坡，是鐵錫窯業辦的學校，校舍是座老君廟。解放時學生有一百多人，也是由于經費困難，由市工商聯接辦，稱為工商三小。學校成立校董會，程秉文任董事長，張海波、常玉亮等人擔任董事。學校不斷發展，班級增多，學生最多時接近500人。1956年改為公辦，改名為云東小學。
工商聯還開辦育才會計學校在民有理開辦群立初級中學，陳文思擔任校長。
解放初期，徐州工商聯在經濟十分困難、工作面廣量大、經驗缺乏的情況下，為徐州基礎教育事業的發展，社會的穩定，為解決兒童的就學、人才的培養，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和貢獻，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