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中”是邳（縣）、睢（寧）、銅（山）、靈（璧）四縣聯合中學的簡稱，創辦于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流動在邳南睢北的岠山、古邳周圍，距今已70多年，能記起她的已經是少數人了。
聯中是當時邳、睢、銅、靈四縣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最高學府，雖處在日偽四面包圍、縱橫不過數十華里的小天地里，但由于她符合敵后廣大抗日人民的愿望，特別符合廣大失學青年的迫切要求，人們愛戴她，擁護她，而敵人卻奈何她不得。
聯中設中學、師范兩班。師范班的全稱是“邳睢銅靈四縣聯合中學師范班”，簡稱“聯師”。另外還設一個職業班，是睢寧縣張圩子附近開明士紳魏軼藩先生負責領導的。“聯師”又分甲、乙兩班，不知為什么把年紀小的一個班叫甲班，年齡大一些的一個班叫乙班。我是被編在甲班的。后來才知道乙班多是輪訓的小學教師，輪訓3個月到半年，就回原工作崗位去了。師范班、職業班是管吃的，中學班要繳伙食費。我交不起伙食費，就考了師范班。
學生來自四面八方，不分出身成分，甚至文化水平，年齡也不受什么限制。其中邳睢的學生多些，銅、靈的學生少些。我是在睢寧縣第六區中心小學（也就是我的老家住地劉樓村）畢業后考取聯中師范班的。當時邳睢設在敵后幾個有名的完小是“土小”（土山小學）、“占小”（占城小學）、“古小”（古邳小學）、“五小”（五工頭小學）、“張小”（張埠小學），只有我所在的劉樓小學（“六中小”）是設在農村的，其它小學都設在集鎮上。這里簡單的說一下劉樓完小的情況。
劉樓完小創辦于1942年春，校址是借用蛟龍山前劉樓村劉姓的宗祠。因處在山區，條件很差，不能和其它完小相比，但由于教師能吃苦地教，學生認真學，地方的大力支持，成績和其他完小不相上下，辦得紅紅火火，遠近二、三十華里的學生，不辭勞苦，背著煎餅卷，徒步來學校讀書。魏真如校長和魏君模、李明真、魏思遠、孫培恒……等老師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好老師。我感到最新鮮的事就是每個星期一的上午第一節課的“總理紀念周”了。將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先掛在辦公室的門上，全體師生集隊，面向總理遺像，肅立，主席站在前面，向總理遺像三鞠躬后，司儀接著說：“主席恭讀總理遺囑，同時全場齊聲朗誦”。司儀說完，接著主席就將總理遺囑從頭高聲背誦“總理遺囑”，主席說一句全體學一句 ，直到把遺囑背完。現在我還能把遺囑一口氣背誦完。
聯中的所謂考試，只要目測沒有明顯的嚴重殘疾，能堅持學習就錄取，基本上是來者不拒的。敵占區來的學生是免試入學。抗日政府把伙食費、學雜費以及零用錢，都包下來。兩個師范班僅有的3個女學生中，就有兩個是從敵占區徐州市來的。女學生當時是稀少的。這3個女學生被譽為是師范班的三朵校花。另外，中學班有一個女生。1945年初，師范班住在古邳東頭黌學里，從山東某地來了一個學生，姓邵，很闊氣，穿皮大衣、皮鞋，戴皮帽子，挎盒子槍，騎一匹棗紅色大馬，還帶個傭人。因我從沒見過這樣闊氣的學生，所以對他印象特別深刻，不知怎的，時間不長就不知他的去向了，大概是受不了聯中的艱苦生活吧。
聯中是沒有固定校址的，因處在日偽的眼皮底下，多是圍著岠山、古邳周圍轉，住在群眾家里多，有時也住古廟或者破舊的公房里。我所在的師范班就住過岠山前的淵德公廟。岠山北的宋圩子、花巷子、古邳東頭的黌學、馬船幫、古邳南的盧莊子、象山子、高黨子。日本鬼子投降前還搬到靈璧縣北的高樓孟山口住過。
住在老百姓家里覺得和自己家里一樣，早晚給群眾把門前院落掃得干干凈凈，水缸里的水打得滿滿的，和群眾是真正的魚水關系。
學的課程有語文、數學、政治、歷史、地理、自然、音樂和政治經濟學等，油印的課本很少，多數記筆記，根本沒有鉛印的材料。沒有教室，夏天在樹底下上課，冬天是借群眾的小屋或者閑下來的牛棚。黑板不黑，是借群眾的門板。學生每人一個用繩攀的“坐扎子”，坐下來用雙膝當桌子，一面聽，一面記。由于日本鬼子封鎖，紙筆都很困難，有時用細草紙（即衛生紙）。邳睢銅靈四縣聯防辦事處的機關報《團結報》，就用粗劣的草紙印刷過。筆也很困難，有的是把竹筷子用刀削尖沾著“洋蘭水”寫字，鉛筆、沾水筆很少，能有支泰山牌鋼筆，那就更了不起了。敵人的封鎖使老百姓的日子難死了，冬天穿自己紡織的白布做的白棉褲穿，我村劉保東老人娶兒媳婦做件長衫，得賣一畝好地。魏真如校長在我們劉樓完小任校長時，買支泰山牌鋼筆，得一石（相當400斤）小麥的代價。冬天在矮小的棚子里上課，暗的很，腳手凍得沒處放，有時凍得失去知覺，筆記本上的字都寫不成塊。伙食怎么樣呢？夏天能吃上幾天白饅頭，喝白開水，冬天吃高粱窩窩頭，喝高粱面燒的稀湯，冬夏天全在外面露天吃飯，夏天有樹蔭，還可以，冬天就難了。每7人編成一個吃飯小組，小組內輪流派值日生打飯、幫廚，吃飯前先集合唱歌，等值日生打好了飯菜，吹哨子統一吃飯。記得一次住古邳西南的高黨子村，早上下著紛紛揚揚的大雪。地面積雪半尺多深了，而雪還是不停。等值日生掃了一片地，把飯菜打好，吹哨子吃飯時，盛在茶缸子里的高粱面湯已經快要結冰，高粱窩窩頭凍得像豬肝一樣挺硬，一口咬下去一個白牙痕子。手也不能拿筷子了，用手拿咸菜往嘴里放。（當時冬夏都吃咸菜，年節星期改善一下生活）。轉移時，多數在夜間，背上個蘆蓆卷（農村叫“獨身蓆”，意即蓆的寬長度只能容一個人），一個被包（當時我的被面子是補的破麻袋，被里是向親戚要的破面粉袋子，還和同學劉同益兩人蓋，根本蓋不嚴身子），一個書包。書包上拴著一個破搪瓷茶缸，到宿營住地預先號好的房子住下。夜間有時還要持槍輪流站崗。因沒有鐘表，燒香記時間。緊急集合限5分鐘完成，不管是白天、黑夜，也不管陰晴雨雪。有時夜間集合轉移住地，但轉了一圈，又回到原來的住地住下，完全過著軍事化、戰斗化的生活。
聯中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師生的精神一直是飽滿的、愉快的，斗志是旺盛的，學習是認真的。抗日的歌聲、口號聲洋溢在每個班組，從來沒有人說一聲艱苦。聯中有個較出名的文工團，經常給群眾演出，有秧歌、話劇、花鼓，內容圍繞抗日、生產、參軍。有時到敵人據點附近去演出、刷標語、寫墻字、很受群眾的歡迎。農閑時學生分散去辦冬學，識字班、針線會、兒童團。輔導員高為珍同志輔導組織的二龍鄉針線會，在生產、宣傳方面，是名馳邳、睢的。岠山前花成山的農業合伙會，在師生的幫助下，也是常登《團結報》的。
聯中到哪里，哪里的兒童團、針線會（有的叫大姐會)、青救會、婦女會就搞得熱火朝天，歌聲不斷，生氣勃勃。由于聯中真正地和群眾打成一片，我們集合唱歌，青年群眾也跟著唱。演劇時兒童跟著跳，多數群眾都會唱幾句，哼幾句。聯中雖不是十分正規的學校，可教師多是些地方有聲望、有學問的人，而且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我記憶最深的就有校長劉瑞林，教師藏悟真、陳濤、王紹艮、張恕一、盧君實、劉華甫、李驚秋、翟明遠、葉至寶（女）等人。上述這些老師各有所長，性情、風度、學識迥不相同，對學生的影響也不相同。
多事多病的劉瑞林校長，他細高個子，黑瘦黑瘦的臉，很嚴肅，因他工作很忙，很少和學生見面，也很少給學生講話、講課。我記得他只給我們班講過一堂課，講的課文是《三灣改編》，當時住古邳黌學。偶爾給學生講話,總先要學生安靜，不要講話，他說他講話連自己都聽不見，可見他當時身體之差。
臧悟真老師，窯灣人，高個子，眼睛和嘴都有些斜。不知是哪只眼睛上長個白點子。他家里很有錢，戶族又大，說他是個五谷不分的大學生。他對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緊，差不多每天都給我們訓話，講抗日救國的道理，講起課來踱著方步，慢條斯理地講得津津有味。臧老師是個好老師，他教給我們很多革命理論和抗日救國的道理，他講的話畢竟很快都實現了，如他說：“現在我們在茅草屋、樹底下上課，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要到南京、上海的高樓大廈里面去的。”當時學生是不相信的，他對抗戰勝利打垮蔣介石一直是充滿信心，毫不懷疑。沒有他，師范班不會辦得那么生氣勃勃，不會有那么多有為青年踴躍參軍參干，走上抗日前線。快畢業時，他在全體學生面前說：“你們覺得我對你們嚴了些，你們有意見，今后你們會感到我對你們是好的，你們會想著我的。”今天回憶起來確實是這樣的，臧悟真老師對我的幫助很大，多次和我個別談話，特別是政治上對我很關心，我思想上的一點覺悟，是與他的諄諄教誨分不開的。1970年出差濟南，聽說他在山東醫學院工作，特去拜訪他，可開門的紅衛兵說：“他是‘走資派’，正在拉糞車，不能見。”
多面手的陳濤老師，五短身材，大眼睛，聲音洪亮，編寫歷史教材時，開頭用《三國演義》上開頭兩句，“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因這，把他調去洪澤湖學習3個月。博古通今的張恕一老師是黑龍江人，聽說是給日本鬼子當翻譯官的，后投誠我軍，1945年春調來師范班當老師的，教我們班的語文課。他教學也很認真，對學生要求也較嚴。當時聯師有部分學生只愿當教師，不愿當行政干部，不愿參軍。他針對學生的這種思想，講過很多當教師沒出息的故事，什么“家有三升糧，不當孩子王”、“教書是識字人的末路”等等，他還講過鄭板橋給自己當教師時寫的一首自嘲詩，說明教書人的困窘。燕語鶯聲的葉智寶老師，是當時唯一的女老師，20多歲，未結婚，說起話來就臉紅，大概是哪個學校剛畢業的，帶我們音樂課，是一個剛入社會文質彬彬的少女。聯中雖不十分正規，可是當時十分需要她。盡管多數人對她的印象已不很深刻，我對她的感情是很深的，沒有她，我是沒有機會上中學的。她為抗日救國培養了不少人才，她將永遠銘刻在邳睢銅靈四縣人民抗戰救國的光輝史冊上。
（作者系邳州離休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