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是近代外商在中國從事貿易的商號。日本洋行是日本對華進行經濟侵略的重要工具。1931 年后，隨著侵華戰爭的進程，在淪陷區，日本軍政官吏、商賈也隨之進入，紛紛霸占商貿要地開設金融機構。在徐州，日本經濟侵略的金融機構，除了幾家大銀行外，主要就是設立洋行。查閱徐州有關檔案，不完全統計，就有38家，民間調查發現2家，合計40家。徐州的日本洋行，最早設立時間是在1938年5月，即徐州淪陷后不久，最晚的則是在1944年5月，1940—1942年間設立的比較多。洋行地點多分布徐州各個區域，大多集中在啟明路（今淮海東路）、大同街、大馬路、建國路一帶。他們選擇黃金地段，蠻橫驅趕居民、霸占民房，開辦洋行，傾銷日本商品，販賣毒品，進行奸細特務活動。
日本東京洋行的開設：強行霸占
大同街20號，是天成貿易公司，原有西式樓房18間。這家公司是在民國初年蕭家、陸家合股購置的，經過10多年經營，已成規模，成為大同街上有影響的商貿大戶。徐州淪陷后，被日商下雨寅吉霸占，改為東京洋行，任意裝修，使得原大廈內部豪華的門窗、隔扇、玻璃以及各種設備悉為破壞。戰后，房主上訴稱損失不下數百萬元。
大同街還有徐本立土地，租給裕泰祥百貨店，淪陷后也被日商東棉洋行強占。
日本西木洋行的蠻橫：強租強拆
根據檔案記載，西木洋行有兩處，一處是在啟明路26、27、28、29號，是喬問樵的房地產，淪陷后被一名叫服部的日本人強租，開建公司與西木洋行。西木洋行經營鋼管、鐵礦。原有房屋草房86間、瓦房34間，已經被日本人全部拆除，新建樓房80間。啟明路，為今天的淮海東路，從26—29的門牌號看，此處應該位于淮海東路的東段。
另一處地點在公明路東347號，靠近馬路。公明路即是彭城路，靠近馬路，應是靠近淮海路，有6分多地，是陳子萬的產業，1921年建有東樓和門面樓一所，，上下共14間，并有天井一方，租與興仁記茶莊。淪陷后被日商強行租用，任意拆建，開設西木洋行。
日本西木洋行的霸道：私自轉讓
1939年，彭城路拓寬馬路，形成今天的彭城路寬段，馬路的拓寬將西木洋行的門面樓拆除，西木洋行1941年閉歇。歇業后，應該歸還給原房主。但是西木洋行卻暗地把房屋轉讓給另外一家竹下洋行。竹下洋行是日本居留民團的下屬，是其分設的生必營團，即負責經營日本居留民團人員的生活必需品配給組合事宜。從拓寬馬路推定，西木洋行應在彭城路寬段路東，屬于管理機構，而淮海東路的西木洋行或是倉庫、存放物資的地方。三井洋行的“無限作為”的租約1941年1月，西木洋行轉讓時，房主陳子萬已經病故，妻子陳毛淑文一個弱女子更無力抗拒，只有忍受。所以在抗戰后，她提出申訴發還，希望“仁慈長官垂憐懦弱國民解除八年至痛苦”。
日本三大財團的三井洋行：“無限作為”
沈陽有一座三井洋行大樓，建造于1937年，是日本三井財團設在奉天的私營銀行，總建筑面積6142平方米。沈陽報紙說，三井洋行創建于1918年，總會社設在日本東京，它是日本三大財團之一，是日本掠奪和剝削東北人民的重要工具。
徐州，也有家三井洋行，坐落啟明路（今淮海東路）路北87號，東臨大路，位置或為今天文化宮對面。這里原來是商家段保泰名下的地皮，有 759平方米。民國31年8月1日（日期商家記得很清楚），三井洋行經理濱田秀雄看到這地段是黃金地段，便依靠憲兵隊勢力強租，在簽訂租約時，是把預先制定好的租約逼迫段保泰簽字。段保泰一看租約，上面寫著“租借期間無限作為”。這“無限作為”四字字字透露日本侵略者的霸道與野心。每月僅僅支付租金偽聯銀券45元5角。聯銀券是由日本帝國主義大量發行的，用于搜刮淪陷區的物資，掠奪中國人民的經濟財富的貨幣。在物價飛漲的日偽時期，這聯銀券等于廢紙。
日本大島洋行：霸占多處民房，無償使用
日本大島洋行，也是日本大財團，1931年東北淪陷后，遂在長春等地開辦大島洋行。徐州淪陷后，在徐州開辦洋行的是大島五六。中正街（彭城路）南段26號的朱海明家，有6分地，10間瓦屋。1938年5月，日軍轟炸徐州，無法生存，朱海明便攜眷到鄉間避難。但是，到了秋季回城時，發現家院已經被日本人強行占用，不準進門。無奈只好寄居他處。朱海明說，“因未接洽訂約故敵僑姓名不詳”，由于畏于強寇，既不知道霸占者是何人，更沒有簽訂租約，而且“由二十七年秋季至敵軍投降七年整，絕未簽訂任何契約”。朱海明痛失家園，心中不舍，常常從家門前徘徊，只知道家院被改成“大島洋行”，看到滿院堆積木棒，經營的是木材。7年無償使用，分文不給，這就是大島洋行經理大島五六的強盜行徑。更是無理的是，到了民國卅四年三月，大島五六私自轉讓給同伙柏木，改為興淮公司。眼目中根本沒有中國人的絲毫權利。
大島五六嫌此處地方面積小，又在豐財四道街不予通知即強行霸占王陳氏的6畝多地。待王陳氏發現，王陳氏說她出面“交涉無效”，隨后便接到“未經（王陳）氏同意所立、亦無出租人簽章”、租期20年的一紙租約。添建瓦房25間，樓房10間，棚41間。大島五六霸占的日子，是痛苦的日子，所以王陳氏記得清楚，那是“民國卅一年十月十六日”。
三菱洋行正金洋行：血淚之上的洋行
現在崇文路東，有幾座高樓，那是日偽時期建成的金融機構。自南而北，日偽時期，依次是遠東大旅社、正金洋行、三菱洋行。就在這高樓群下，卻有一段血淚故事。
在民國初期，那里是黃河灘，沒有人家。程王氏一家祖上依靠勤勞節儉，積攢點錢，買下位于宏原裕昌蛋場南部的一塊5畝7分荒沙地，蓋幾間房子，春去秋來，種些糧食蔬菜，勉強度日。到1938年程王氏在此居住已經30余年了。30余年來，在此落戶的人家慢慢多了，形成了居民區，名云新莊，都以為在這遠離城市的地方，可以生存。不料，1938年5月，日軍對徐州狂轟濫炸，對程王氏他們這塊荒地也不放過，一天，在日軍空襲中，程王氏的公公、婆婆和孩子均被炸死，她只有和孫女相依為命。
誰知，災難沒有結束。日本人來后，看中了這塊地方，說要在這里設立重要機構，所有的住戶都要驅趕走。程王氏哪里舍得走啊，這是老頭子用一輩子血汗置的一點家產，也是老頭子用命換來的家產，離開了就沒有活路了。日本特務機關架著槍開著汽車前來征地。她和鄰居商議怎么樣才能保住這塊家園。但是，一個孤老婦人，哪里能斗得過日偽那些豺狼呢！幾經申訴無效，只好傷心欲絕地拉著孫女走向更荒涼的地方。
抗戰勝利后，程王氏和鄰居向政府提出發還，政府“準該民繳價回贖”。但他們哪里繳得起呢？當時他們畫出了一幅圖，給我們留下了這段歷史。
徐州百姓聲淚俱下的控訴
增幸洋行是日本的大財團，民國時期上海、青島都有它的洋行。徐州淪陷后，增幸洋行也踏上徐州土地。被增幸洋行霸占的是沈滌生的家產，在二壩窩，有3畝地。這二壩窩是在徐州東北，復興北路北段，現在是稠密的居民區。1938年，還是莊稼地。沈滌生的土地被霸占，未過幾年沈滌生就氣病而死。待抗戰勝利，申述發還房產的是沈滌生的妻子沈許氏，她那一紙申述是聲淚俱下的控訴：
氏祖遺土地三畝，坐落下淀鄉二壩窩。歷來耕種以維持生活。不幸徐州淪陷，日軍占住，所有日商隨同前來以作經濟之侵略。民國二十九年，夫沈滌生猶在，二壩窩土地三畝竟被增幸洋行強以暴力，不準耕種，強迫租與該洋行作制造玻璃廠之用。斯時處在鐵蹄之下，誰敢拒絕？夫忍痛與其訂立租約，每畝每年給租金五十元代價。如此之微，殊失公允。迄民國三十二年，該洋行不經同意竟私相授受，自行將該地轉與日人山木為制造酒精廠。是時夫沈滌生業已逝世。氏本婦孺，目不識丁，殆察知后，該日人山木施以恫嚇言辭，必須繼續租用，仍用增幸洋行的原訂契約，僅將租金改為每年每畝租麥一斗。低微的租麥，如何生存！
日本大昌洋行的業務：傾銷產品
日本洋行所經營的商業種類很多，包括金銀首飾、鐘表、毛織品洋雜貨、化妝品、服裝、文具用品、運動樂器、新聞刊物、鞋、醫藥醫療器械、水產副食、煙酒、古玩、照相器材、銀行證券等幾十個行業。這些種類，徐州的日本洋行幾乎都有涉及。
1943年7月2日的《徐州日報》，是日偽的報紙，這天報紙的第二版，刊登了大昌洋行的一份推銷“日本型小農具”的廣告，可以看出洋行的經營范圍。廣告說，日本型的小農具，雖然型式與中國農具相仿，但是使用便利，包括馬力、人力的制粉機、制繩機、脫谷機、棉花機、水田除草機、驅蟲噴霧劑以及建筑五金等。
1943年7月2日徐州日報大昌洋行
這家大昌洋行注明是在“啟明路九號，車站前”。查閱檔案，可以驗證，此地原來在二馬路（今青年路東端），是名叫梁志誠的地方，有21間房屋，其中洋式門臉7間，瓦片房14間，租給別人開設民生米店、天福商店，淪陷后日本人吉川強占開設大昌洋行。
日本洋行的另種業務：妓館
同時，一些日本洋行，往往又是間諜機構、毒品販賣窩點和淫穢服務場所。如豐縣，于1938年5月陷落后，至1945年5月，城里有四家“洋行”，都與日軍駐扎的司令部、憲兵隊相距不遠，是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方。這幾家洋行除專做供應日軍軍需的生意，如卷煙、大鹽、煤油，還都開設軍妓館，洋行附近的日本憲兵隊，便是常客。其中西關路南一家洋行規模比較大，名稱叫“合作社”，老板姓金，有五、六名妓女，另外幾家有三、四名。這些妓女都是朝鮮、中國婦女，原來都是良家女子，被逼迫或被欺騙隨老板跟著日軍來到豐縣。
有關徐州日本洋行的兩則短訊
我在所存的1943年7月22日一份殘破的日偽《徐州日報》上，發現一則有關日本洋行的短訊，“泰信洋行遺失案昨破獲”。報道說，在大馬路的泰信洋行，丟失麻袋600條，經過查獲得知是被拉平車的工人張某運走。而這工人與泰信洋行素無瓜葛，且如此數量的麻袋憑條運出洋行，絕非易事。于是該洋行經理永田懷疑是洋行內部人所為，因為他外出后將手章轉交他人存放。由于該張報紙殘缺，內情究竟如何，是內部矛盾，還是徐州工人的斗爭？不得而知。查閱檔案，泰信洋行經理全名是永田治野。
一份林子湘的申請書檔案顯示，這個永田治野，在1944年5月，繼在大馬路開設洋行外，又霸占延平路林家14畝地擴大洋行地盤。林子湘申述：“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有日人永田治野著由前河北鎮副鎮長劉XX，徐州市社會科長白XX,畜產管理所長張XX，將民傳至市府、到日本某部隊，強行租用，迫予立約。后該日人即在民地自建洋瓦房二座，開設泰信洋行”。由此看來，這個永田治野勢力非常，驅使日偽行政機關多人威嚇在前，又以偽政府、日本部隊作武力逼迫在后，同時也證明日本洋行與日軍、與偽政府之間的利益關系。
另一則是與日本商工會議所有關。1943年6月11日《徐州日報》，刊登“徐州日本商工會議所”的一則“志謝”，是說6月9日，該商工會議所改修的樓房倒塌，造成工人傷亡。“蒙各機關及鄰組諸位急力救助，得免大災”。下半篇文字殘缺，僅余兩行云：事故是“因監督人之疏怠及事前失于檢點”。所謂“改修”，是指霸占的民房；傷亡工人必然是徐州的建筑工人；“疏怠”的“監督人”，卻是日方人“松原工務組”。再說，這個“日本商工會議所”，不是一般民間組織。遼寧大學日本研完所的麥麗臣先生在《淺談日本商工會議所的地位及其作用》中說，“日本商工會議所，是日本歷史最久的全國性的綜合經濟團體，其活動不限于產業經濟，而是涉及整個國民經濟，它不僅在經濟界起指導作用，而且也與政治界保持著密切關系。”（《日本研究》1988年第四期）文章說原名是“商法會議所”，戰后改為“商工會議所”，而現在這個短訊卻是在1943年。日本商工會議所的業務范圍廣泛，徐州的商工會議所，起碼應該是對日本徐州洋行起到指導、服務、協調、培訓、扶植諸多作用的。他霸占、改修民房，發生事故，自然有許多“機關鄰組”相助。這是則重要資料，有些書刊沒有涉及，錄此備忘。
兩則備查的洋行
徐州徽章收藏者王宣瑞先生收藏一枚銅質徽章，圓形，外郭為卐字曲折連文，上有“徐州”兩字，徐州木村洋行證章正中上方是6朵云簇擁一太陽，下方是“木村洋行證章”6楷字，背面有編號。這枚“徐州木村洋行”徽章的發現，即可以證明徐州存在過該洋行，也說明該洋行定制過徽章。徽章的用途除了表示身份外，也是洋行出入的憑證。木村洋行的具體地址、開辦人、經營項目不詳。
徐州陶瓷收藏者劉醫生曾經在徐州永康路附近的施工工地上，發現帶有“大豐洋行”款識的瓷碗瓷片，日本瓷，白色。該瓷片在永康路一帶發現，或許說明永康路附近在日偽時期有過“大豐洋行”的設置，但是具體地址不詳。
現在把“木村洋行”的徽章和“大豐洋行”的瓷碗照片刊登出來，請知情者提供有關情況，以解開此迷。
徐州日本洋行名錄（不完全）
1、西木洋行，一在啟明路（淮海路），一在公明路（彭城路）。
2、竹下洋行，在公明路（彭城路）。
3、出光洋行，原濟眾橋西路南太平洼 ，吳世恩房產；王繼先房產，土地5分，民國28年6月—34年9月，被日人新保強占。
4、堂木洋行，在英士街（今建國路）9號、7號，屬于楊春泉的房產，被堂木伊三郎強租。堂木伊三郎又在大同街13號霸占拆除民房建樓房4間，開設堂本洋行，后自行轉讓給巖田洋行。
5、大島洋行，位于中正街（彭城路）南段26號 ，大島五六占據7年整，經營木材。民國31年10月16日，大島五六又在四道街豐財鎮四道街西頭新河東上涯（四維路東旁）霸占王陳氏房產。民國34年又轉讓給興淮公司。
6、竹內洋行，在郵局巷（原來丁字巷）5號，霸占董宗昌房產。
7、增幸洋行，地點在二壩窩，沈滌生房產，3畝地。洋行生產玻璃。
8、泰信洋行，地點在延平路路西，原為林子湘的土地，面積14畝6分，民國33年5月10日永田治野占住，建洋瓦平房兩座，后為日本野戰郵局占用。
9、大昌洋行，地點在二馬路，后開路變成在啟明路 180號，梁志誠房產，21間，日人吉川強占開設大昌洋行，后轉賣給略利洋行。
10、天泰洋行，二馬路路北64號，原濟南紅萬字會所址，由徐州分會馬毅卿管理，殘疾院用，房屋31間，土地4畝2分。徐州淪陷前日機轟炸落彈一枚，房屋大半破壞。日人松本榮次郎強占部分開設天泰洋行。又，天泰洋行另在大同街44-45號，有樓、瓦平房32間，原是徐召棠、徐涵之的房產。
11、東京洋行，在大同街，原為蕭天鐘的天成貿易公司、裕泰祥商店。
12、鐮倉洋行，在三馬路中間太平洼，原為高靜一的土地，共7畝8分，民國30年11月1日被占用，有契約，每月10元3角。
13、大倉洋行，啟明路（淮海路）南側40號，李曉舟的房產，坂本力三郎、林多久夫等5人在民國29年4月占。
14、三井洋行，啟明路（淮海路），屬于段保泰房產，民國31年8月1日日人強租，每月租金偽聯銀券45元5角。
15、中尾洋行，公明街（彭城路）200號，崔嘯威房產，有28間，南北16米，東西 63米，民國27年日人先強占后強租，拆除原有瓦大廳 5間，改建門面。
16、大二洋行，地點月波街 212號，是周際虞的房產，1畝2分，18間房屋。又與濟南銀行、華北煙草株式會社合占楊禹九11畝地， 62間房屋。
17、德盛洋行，地點南馬路（建國路南）100號，李衡浦房產，有房屋11間，9分地。
18、大丸洋行，東門外東新集白云路（民主路）1號，地基3畝3分，房屋45間，淪陷后由日本人鈴木謙三搶占，后由植田敏猷開設石炭販賣所。
19、三菱洋行，地點崇文路3號，原為程王氏地基。
20、正金洋行，地點崇文路4號5號，原為程王氏、劉興邦的地基。
21、月津洋行，文亭街32號。
22、大澤洋行，三馬路 4號。
23、伊田洋行，中山路 101-100號，同上。
24、兼松洋行，大馬路190-191號，同上。
25、重江洋行，石榮軒房產，在銅山潘塘鎮，日本人重江國松占。
26、鈴木洋行，濟眾橋東。
27、協和洋行，地點大馬路、崇文路26號，民國31年8月20日強買，發價650元，段保泰房產。
28、和興洋行，地點松年巷 8號，4分地，民國31年日本人無條件占用，自建西式平房1處，段保泰房產。
29、豐祥洋行，三民街12號，淪陷時被燒毀12間，李仁謙房產，日商金尾計治民國31年 8月15日租。
30、大南洋行，地點正大街 5號，劉福喜房產，民國29年9月日本人占。
31、大信洋行，中山街（彭城路），張兆泰房產。
32、今福洋行，青年會巷。
33、新廣洋行，在大馬路，原屬云龍山僧人習三的房產。
34、信記洋行，在慶云路（今中山路）富國街口118號，韓繼旭房產，28間，被占7年，經理坂田。
35、略利洋行，在啟明路（今淮海路）。
36、巖田洋行，在英士街，由堂本洋行轉讓。
37、ⅹⅹ洋行，在千里巷，原屬廟產，民國29年5月，日軍防護團占用，經理坂廣。
38、德勝洋行，南馬路（今建國路）中段100號，瓦門面6間，西屋4間，西瓦屋2間，南敞棚3間，共計15間，曾是一家木廠。
39、木村洋行，發現“徐州木村洋行”徽章，具體地址不詳。
40、大豐洋行，在永康路一帶發現帶有“大豐洋行”款的瓷碗，具體地址不詳。
（作者現任徐州市史志學會副會長、徐州市民俗學會副會長，曾任奎山中心小學校長，徐州市第八、九屆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