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經華東局和中共中央批準，建立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徐州地區委員會，簡稱中共徐州地委。與此同時，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將戰爭年代劃給山東省的新海連市、豐縣、沛縣、華山縣、銅北縣、邳縣、東海縣、贛榆縣以及劃給安徽省的蕭縣、碭山縣等1市9縣，仍然劃歸江蘇省。同年1月5日，江蘇省人民政府發布命令成立徐州專員公署，簡稱徐州專署，為省派出機構。主要職責是對所轄市、縣的政權組織進行督導，并對省各職能部門派駐徐州地區的辦事機構代行督導。專署與地委合署辦公，實行黨委統一領導下的分口負責制，黨政不分。后經多次調整撤并，到1962年徐州地區基本形成下轄豐縣、沛縣、銅山縣、睢寧縣、邳縣、新沂縣、東海縣、贛榆縣等8縣的行政體制格局。
徐州地委、專署的工作重心在農村，所以從1953年至1983年的30年間，除地委、專署初建時期、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時期和十年“文革”非常時期外，共召開農村工作會議16次。從我所了解的看,這些農村工作會議有以下幾個共同特點：
一、規模大，會期長。農村工作會議，一般由三級干部參加，即各縣縣委書記、各公社黨委書記、各大隊黨支部書記，另有先進典型的代表和地區及各縣相關業務部門的負責同志。有時則是四級干部參加，除縣、公社和大隊干部外，再增加部分生產隊干部。16次農村工作會議中，與會人員超千人的3次，超600人的4次，其余均在500人左右。其中1960年3000人，1959年2000人，1980年1140人。1960年與會人員之所以如此之多，主要是因為頭一年（即1959年）冬季徐州地區農業生產形勢很好，1960年1月5日《新華日報》在顯著位置以“臘月不是冬，處處春意濃”為題作了報道。為了推廣徐州地區的工作經驗，省委還專門派人前來調研總結。上述情況，對全區干部群眾鼓舞很大，為及時將干部群眾的熱情轉化為行動的力量，于是地委決定召開由四級干部參加的農村工作會議，將地委的部署和要求“一竿子插到底”，不走樣地貫徹到最基層，以進一步統一思想，明確任務，鼓舞士氣。事實果真奏效，農村工作會議之后，全區上下群情高漲，很快形成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從而有力推動了全區的各項工作。
那時的農村工作會議會期也比較長，一般為7-8天，有時還會更長，其中1965年13天，1966年11天，1979年10天。
二、議題集中，政治色彩濃厚。每次農村工作會議，一般都有地委或專署領導作工作報告和總結講話。這些工作報告和總結講話，都會緊跟全國的政治形勢，對農村工作提出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行動口號，時代精神鮮明，政治色彩濃厚。現列舉幾例如下：
1959年的農村工作會議，由專員梁公甫作工作報告。因為當時全國上下正貫徹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精神，批判所謂“彭黃反黨集團”，開展反右傾整風運動。在這種形勢下，當年的農村工作會議提出了“反右傾，鼓干勁，高舉三麥豐產紅旗，種得多，種得好，力爭總產猛翻一番”的奮斗目標和行動口號。同時要求“每人培養半畝基本田，帶動一畝大田，堅決消滅百斤以下的低產田。”
1966年的農村工作會議，由地委副書記馮克玉作工作報告。當年正處于農業學大寨的熱潮之中，整個地區也在大搞五種基本農田，即洼地有條件的改水稻田，洼地無灌溉條件的建臺田，平原除澇防漬搞條田，丘陵山區建梯田，西部地區建立井灌田。為了突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當年的農村工作會議提出了4種種田的思想境界：一是革命種田。就是要把種田與革命聯系起來，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系起來，要把種田提高到為世界革命的高度來認識，腳踩污泥，胸懷祖國，身居茅屋，放眼世界。二是民主種田。就是種田要依靠群眾，和群眾一起商量。三是勤儉種田。就是不能只為生產不講成本，要接受“收入不少，分配不多”的教訓。四是科學種田。就是要推廣那些行之有效的關鍵技術措施。
1974年的農村工作會議，由地委副書記蔣桂同作工作報告。當時全國正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同時又是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十周年，所以當年的農村工作會議提出“以批林批孔為綱，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奪取夏熟作物大豐收”的行動口號。
1978年的農村工作會議，由地委書記李崇作總結講話，副書記劉濟川作工作報告。當時全國正深入開展揭批“四人幫”運動，所以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抓綱和端正思想路線問題”，核心是深入揭批“四人幫”，做到抓革命促生產。鑒于1977年全區實現了地委提出的“秋播要革命，畝產增百斤”的奮斗目標，所以本年進而提出“秋播繼續革命，畝產再增百斤”的行動口號，要求各縣努力實現“糧食、棉花、油料、生豬”四個新突破。在這次會議上，還第一次提出“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的要求。
1980年的農村工作會議，由地委書記李崇作工作報告，地委副書記馮克玉和副專員湯海南分別就大辦鄉鎮企業和抓好棉花生產講了話。因為當年《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迎接大有作為的年代”。所以當年的農村工作會議緊緊圍繞“要不要大有作為、怎樣叫大有作為和能不能大有作為”展開熱烈討論。會議提出了“樹雄心，立壯志，在農副工業上創出新成果”的行動口號，要求大家“徹底解放思想，大辦社隊企業，盡快把光明燦爛的希望變為現實”。
1983年的農村工作會議，由市委書記李崇作工作報告，副書記吳偉峻作會議總結講話。徐州地區在連續五年豐收的基礎上，當年又奪得了夏熟大豐收，也是在這一年，地市合并，實行市領導縣新體制。為此，《人民日報》以“政通人和，大地生輝”為題，對徐州的大好形勢作了報道。在這種形勢下，當年的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堅持兩手抓的方針，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總體要求，并要求全市重點抓好“兩湖、六河、四片山”的開發利用，逐步發展成各具特色的多種經營生產基地。
上述情況不難看出，徐州地區的歷次農村工作會議，每次都有一個中心議題，每次都有一個明確的奮斗目標和響亮的行動口號，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時代特征非常顯著。就農村經濟來說，1978年之前（即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突出以糧為綱，之后則在抓好糧棉油生產的同時，提出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搞好多種經營，進而又提出兩個文明一起抓。
三、參觀先進典型和安排大會發言，是一項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那時的農村工作會議，一般都要選擇一批先進典型，進行現場觀摩，有的先進典型還要作大會交流。發言單位有多有少，視具體情況而定，其中1966年13個，1972年13個，1973年27個，1974年16個，1981年3個，1982年9個。參觀現場，或從豐縣開始，自西向東直到贛榆縣召開大會，或從贛榆縣開始 ，自東向西直到豐縣召開大會 ，有時還從中間開始，參觀部分縣，最后在徐州開會。因為與會人員較多，所以參觀現場也是一大奇觀。參觀車輛除極少數轎車和一部分軍用吉普車外，其余均為卡車和拖拉機，于是群眾便編成順口溜說：“地委書記兩頭平（指上海牌轎車），縣委書記帆布棚（指軍用吉普車），公社書記130（指130牌卡車），大隊書記蹦蹦蹦（指發出很大噪音的拖拉機）”。參觀過程中，各類車輛以縣為單位一字排開，依次前行，所到之處，車輪滾滾，塵土飛揚，一天下來從頭到腳全沾滿了泥土，就連鼻孔和嘴巴里也都充滿著灰塵。所好的是，接待住宿的縣委招待所早已準備好了幾大池子洗澡水，供與會者沐浴解乏。尤其是到了東海縣，又必定要洗溫泉澡的，在那個年代這便是最好的享受了。
說到現場參觀，這讓我想起一個小插曲。有一次，參觀車輛從西向東穿徐州城區而過，絕大多數車輛按規定要求行駛，順利通過。但最后幾輛卡車進入銅沛路后，有人想多看幾眼城里的風景，便由原來坐在車廂里改為站在車廂里，交警發現后不準繼續通行。當時地區農業局局長齊振同志便前去交涉，但卻無果。在這種情況下，參觀的大隊人馬只好在城東的石橋一帶就地休息等待，直到地委相關領導與徐州市分管政法的領導聯系后方得放行。地、市雖然同在一城，但卻因行政體制的原因，許多小事也很難辦成，由此可見地、市合并勢在必行。
四、在會議籌備過程中，秘書班子是最忙碌的人。開好農村工作會議，搞好會議材料是關鍵。除了要搞好會議文件和典型材料外，重頭戲是要寫好領導的報告稿和會議總結稿。為此，會議之前相關領導周嵩山、左端美等便開始調兵遣將，明確分工，投入到大會的籌備工作之中去。多數情況下，先是深入到不同類型的縣、公社和大隊進行調查研究，傾聽干部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看一看他們對形勢是如何評價的，對問題是如何分析的，對下一步的工作是如何設想的。因為他們接觸實際多，了解百姓的心聲多，解決問題和困難的辦法多，所以可以從中學到許多寫好材料的觀點、素材和生動語言。例如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社會上刮起一股“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集體的資產失于管理，損失慘重。對此，基層干部群眾一針見血地說：“官屋漏，官馬瘦，公家的犁耙常生銹。”再如，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社員缺乏責任心，出工不出力，生產效率低下。對于這種情況，群眾曾形象地說：“上工聽敲鐘，干活一窩蜂，吃的大鍋飯，人人磨洋工。”而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群眾則說：“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又說“種的是自己的地，干的是自家的活，多勞多得，心安理得。”又如，對農村形勢如何看，老百姓自有評判標準，那就是“一看吃糧，二看住房，三看衣裳，四看臉膛，五看銀行（指存款）”。這五看，既簡單，又現實，讓人一目了然。在每次農村工作會議的報告稿中，秘書班子都會盡量把基層干部群眾的思想、觀點和語言寫進去，與會人員聽了之后，深感真實、親切、生動，多給予較好評價。
我是1977年從銅山縣委辦公室調到地委辦公室工作的，從那時起每年都會為籌備農村工作會議而忙碌。開始只是打雜，更多的是抄寫和校對材料。后來，逐漸也能分到一個或兩個題目自己動手寫報告稿或總結稿。那時大家都爭著挑重擔，每有一項寫作任務，誰能參與其中，誰就感到無比榮耀與興奮。為了完成任務，可以不吃飯，不睡覺，家里的事情也可以拋到九霄云外。有一次，我埋頭在辦公室趕寫材料，一整天沒有回家。晚上得知愛人因闌尾炎住進了地區醫院，跑到醫院才知道她已經動過手術，一切護理工作都是臨床病友幫助的。當時我雖然很內疚，但手頭上的任務卻不能不完成啊！晚上，我征得護士的同意，在醫生辦公室攤開紙張繼續趕寫材料，整整熬了一個通宵，第二天一早又趕到辦公室，如期交上了草稿。我知道我寫的草稿甚至連個“坯子”都算不上，只能是供主筆參考的素材罷了。盡管如此，但我也為自己能夠為農村工作會議出一點力而感到欣慰。為了鼓勵我們繼續寫好材料，周嵩山同志常對大家說，能提供一些素材，能寫成一個“坯子”就很不簡單，有了這些素材和這個“坯子”，大家就可以從中受到啟發，甚至可以舉一反三，把報告稿寫得更好。
還有一件與報告稿有關的事情令我難忘。有一次農村工作會議經過幾天參觀之后，要在贛榆縣召開大會。吃過晚飯后，周嵩山同志將幾位從事秘書工作的同志叫到他的房間，拿出剛從李崇書記那里退回的報告稿給大家看。只見報告稿里面打了不少問號，還劃去一些內容，有的地方甚至還眉批著似乎很不滿意的話。見此情形，大家都很緊張，但周嵩山同志卻胸有成竹地說：“從現在開始，我們就坐下來按照領導的意圖，一點一點地進行修改”，同時將贛榆縣委辦公室的打字員調到招待所待命。就這樣，在周嵩山和左端美同志的主持下，有的負責修改，有的負責抄寫，有的負責打印，有的負責校對，就這樣一條龍流水作業，整整緊張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晨如期將修改好的新稿交到領導手里。
五、發生在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軼聞趣事，令人回味無窮。從現有資料和本人的經歷來看，徐州地區歷次農村工作會議確實發生過一些有趣的故事。現列舉如下：
1、省委領導親自為徐州地區農村工作會議補充奮斗目標和行動口號。據周嵩山同志回憶，1960年，地委書記劉錫庚同志打算在全區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糧千斤，錢百元”的奮斗目標和行動口號。在向省委常務書記劉順元同志匯報時，劉老提議再增加“跨淮河，趕江南”兩句。就這樣，徐州地委作出了“糧千斤，錢百元，跨淮河，趕江南”的決議，并召開有四級干部參加的農村工作會議進行貫徹。對徐州地區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省委、省政府其他領導同志也十分關注，1960年、1966年和1981年，管文蔚、陳光和周澤等先后親臨會議，并作重要講話。
2、地委書記兩次退回秘書起草的報告稿。1964年，地委決定以“反右傾，鼓干勁，層層抓樣板，大搞旱改水”為主題，召開一次農村工作會議。當時做秘書工作的周嵩山同志便圍繞這個主題，為地委書記羅運來同志起草報告稿。第一稿送上去之后，很快退了回來，要求重寫。第二稿送上去之后，又被退了回來。對此，周嵩山同志回憶說：“羅運來同志善于寫文章，而且多是親自動手，語言生動，富有文采。我起草的報告稿，寫了兩次都沒有通過，最后是他自己寫自己講的，我經受了一次考試未過關的考驗。”
3、一次半途突然終止的農村工作會議。1975年8月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正在進行之中，突然傳來河南省駐馬店地區發生水庫倒塌事件，損失極為嚴重。為接受教訓，切實搞好本地區的防澇保安工作，地委果斷決定立即終止會議，不再作會議總結，讓大家連夜趕回去抓防洪工作。地委書記胡宏同志當夜趕到東海縣石梁河和贛榆縣小塔山兩座大型水庫，檢查落實防洪措施，確保安全渡汛和人民的生命財產不受損失。
4、24人不服海鮮連夜送醫院治療。為調濟與會人員的伙食，贛榆縣委招待所特地準備了一批海貨。誰知參加農村工作會議的人員多數不曾或很少吃過海鮮，當住進贛榆縣招待所并吃上對蝦和海貝等美味后，當晚就有不少人出現腹瀉癥狀，會務組不得不派車一波又一波地送往醫院治療，一夜之間共有24人掛水。有幸的是，病情一般較輕，第二天照常參加會議。
（作者曾任徐州市人大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