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的下水道和民間食用水，在解放前的情況，試簡述之。
徐州的舊城，于民國十七年（1928年）間，北伐軍第一軍劉峙駐徐時拆除，原來城之西北方蜿蜒至城之東南，半圓形，沿著城墻以外為護城河，于南城外匯入奎河。奎河南流，經奎山東、三官廟、高家營、楊山頭、黃橋、欄桿山、訾村等地而泄入洪澤湖。城北及城東均由黃河故道經積水壩（俗稱雞嘴壩）、李莊、小壩等處下排。城之南門外，跨奎河有石橋以通車馬行人，名曰“吊橋”（原系木板橋，可以吊放）。該河跨度不寬，且時有淤塞，不加浚疏，每年霪雨季節，各處恒多積水，城內則賴蓄水河。蓄水河沿城隍環繞一周，河汊互通，約占城內面積四分之一，南至西南之燕子樓前，西面之鐵關帝廟后（現徐州會堂）、夾河街、祠堂巷北（現二中學校南），以及東南隅（現快哉亭公園），各處之河，既大且深，容量頗巨，而城內各街巷，均有“文曲溝”相通，以便洩水入河，當時的溝，街衢間的皆“陰溝”（溝上加蓋），巷間等多“陽溝”（敞頂無蓋）。
城中心一大河，西起淮海路展覽館處，東迄美仁西巷，北自少華街，南達中樞街，除此諸處以外，尚有小型蓄水坑，如立業之龜坑、依仁巷之水坑，南關外之兩半坑、石婆坑等等。
燕子樓與東南隅兩處，有穿城下外通奎河之“水門”，較為深闊，全城之水，均從是出。城之南關，亦由溝洩水入奎河上游，除城東、北方外，則唯奎河是賴，夏季雨量不大時，有蓄水河還可容納，如遇大雨連綿，則溝澇河溢，水門束水，城內遂成澤國，是以在拆城之后，即于現解放橋北及現第五中學校南二處，開辟深大之溝，俾洩水無阻，更將奎河疏浚，文曲溝每年春夏之交亦行清掘。邵漢元任徐州專員時，并治黃河故道，將河床拓寬加深，出土筑堤。民國二十年（1931年）后，水災無大害（民國二十年大水成災，被災面甚廣，非徒徐州一處）。
奎河上游無源頭，每年雨季，西南山區洩下之水排入石狗湖（現云龍湖），由奎河下洩，水勢大時奎河出岸，上游則于蘇堤閘門加以控治，冬春天旱時，奎河則有時干坷見底。
關于食用之水，當時民間洗衣用水，均在各自所居之近處河邊洗滌，春季水淺，則多赴黃河、余窯、老和尚原（該二處即現云龍公園內東北面），河深而大，下有泉，水清澈。平時多在奎河兩岸和城內之蓄水河洗滌。在家洗衣者絕少，因為買水傷財，擔水勞力，而且不如在河洗者干凈，是以河邊洗衣者絡繹不絕，搗衣之聲震耳，岸上另有坐等者，各婦女談笑喧語，不覺疲勞，日初出，月中天則人尤滿。
徐州解放后，奎河修浚，云龍湖初辟，除城東和北面居民洗衣仍就黃河外，他處則多移向該二處。迨至自來水供水后，在家洗衣的始多。
民國十年（1921年）前，徐州民間的飲食用水，東、北關地勢高不易打井，則挖“土井”。所謂土井者，即在地面下挖約一二米、上大下小之圓坑，土壅四周，有如蟻穴，留出入口，鏟成階蹬，以便上下，底部見水，人提桶下，水上搭有木板，板前有支架，板后搭于高出水面之斜坡上，人蹲板上舀水傾桶中，滿后提桶上坑，挑水一擔，需時二十分鐘，后來者則須排隊守候。坑水含泥質，色黃，至家入缸后用礬打之方可飲用。居于鐵路附近者，可挑鐵路水管之水，較之土井自更清潔。
其他各處均仰水井給水。水井有磚砌碹，石砌碹，呈直筒而下，深約十余米，淺的或二三米不等，圓的直徑約一米多，井口上蓋石板，板上鑿圓孔，略小于井，是稱為“井筒”。石板之孔，有獨一者，二孔或四孔者，稱孔為眼。凡一眼者，板上多加高可平膝之立石，排作圓、方、六角形。住戶院內有井，則在井外周圍樹以木欄，名曰“井欄”，以防兒童不慎落井的危險。外處公井，立石樹欄者少，有的僅砌石為井臺，高于井口平，臺周邊可容數人，以便挑水放桶。
不論土井、水井，在夏季陰雨季節，井外的雨水常流入井，帶有泥土污物，水色渾濁，微有腥氣，更有鄰近廁者或水溝，或在井邊洗衣，污水流之入井者，實屬有礙衛生，故夏季人多患腸胃疾病，再加蒼蠅傳染，流行既快且廣，推源禍始，多因食用之水不潔所致。徐州淪陷以后，日軍四出，在各個水井撒藥消毒，日人恐懼“虎列拉”（即霍亂），一旦發現，即派軍將所在之街巷封鎖，把病人拖去，重則未死即行焚燒，輕則隔離，井之附近由衛生人員到該處噴藥消毒，當時互傳謂其下毒藥。
春夏干旱時，井水涸淺，凡使用該井水之家，醵鈔雇挑水夫淘之，井內所積存的磚瓦石塊及泥沙等，一并清除，泉得暢旺，水亦較潔，土井則掘之加深，見水方止。
徐州水井，多不勝數，土井分布于故黃河兩岸，水井遍及街巷，私宅之內都亦復不少，僅永寧里一地，不到百米，就有公開三處。
有名之水井，如解放路曉市北之蓮花井，該井東北角之第一泉，現中山路南段之云龍第一泉，云龍影劇院西之老虎井，衛生學校對面之廉泉，原機關大院東墻外之三山夾一井，馬市東段路南井亦同此名，福國街西段有福水井，老北門甕城有彭祖井，醫學院處有余井涯，其西北有肖井涯，一中學校西有倒馬井，大同街鐘樓南有小井涯等。
以井眼而名者如少華街東段之四眼井，文亭街東段及現師范大學處之井均同此名，文亭街西段之二眼井。
有因地而名井者，如：鐵佛寺、臥佛寺、大慈庵、英士街（現建國西路）、黑石峽（云龍山北坡）、齊魯公所（石磊巷內）、慈云寺、校場、南關有沙家汪、馬鞍橋等，其無名者難以盡舉。
各井的水質不同，大體分為“甜水”和“堿水”。堿水俗稱“苦水”，僅供淘菜洗衣之用，飲用者則為甜水。又有所謂“半口”者，即堿性較小，勉強亦可飲用。此外尚有硫磺井，水含硫磺質，此種井徐州城關間僅有三處，即文亭街之四眼井，浴鶴池澡塘使用（后改名文亭池），大同街西端之浴清池及彭城路南段之仙泉池所用者均是，仙泉池者較重，凡瘡疥、皮膚病患者，多來該浴池等洗燙，確獲相應效果。
甜水井水少于堿水井，以現彭城路為分界，路之東皆甜水，路之西皆堿水或半口。
水質最好者首推蓮花井，次則臥佛寺、鐵佛寺、大慈庵。余井涯、云龍第一泉又次之，但均為甜水。少華街之四眼井及廉泉均為半口。
家庭用水，多分缸盛儲，缸或分大小，或分砂瓦，以資區別，冬天用麥草麻袋裹之以防凍。“仙鶴腿”之砂缸，則半埋地下，地溫不凍。
居民用水，除居住近井之家或貧困者自行提擔外，其他多系買水，有專業挑水夫或水車供水，視程途遠近取值，有按月計者，每月用水不計其量，不得或缺，給以代價，有如月工資。有按挑計價者，即每挑價若干，所用均為煤油桶，二桶一挑，甜堿分計，甜者稍貴，等于計件工資。
水車則每車價若干，其車為一二把手木輪車，車身中間木柵為槽，車輪半于車槽內半于車下，槽之左右各放橢圓形木桶一，木上蓋少低于桶內呈凹狀，有二孔，汲水傾其上，由二孔流入桶內，桶下側稍前有一孔以塞堵之，拔塞水即流出，另以桶接之，桶滿加塞。車后二把一絆，人推輪轉而進。每車運水均十挑，多供茶館用水，其時居民燒無煙煤爐者尚少，多數都向茶館買開水，有的茶館并設座賣壺茶。
茶館之爐窄而長，呈新月形，磚砌，中粗，搪爐膛，前后起槽為火路，燉水用白鐵炊，爐膛上一炊，火路上前后分排數炊，爐膛燒用煙煤，以風箱鼓風助火，中間者先沸，次則將火路上者次第前移，逐一移動，水沸頗快，鄰戶是賴。
不論水挑、水車，均先付鈔買水牌。水牌為手指長寬之厚竹片，上熨印，以便鑑識，上端一孔可穿系，每挑或車付與一牌，完時續買，家用之水，甜堿有別，以牌區分。
井上無轆轤，均須用繩汲水，井深者頗為費力。
水夫供水，分有地段，某人供某處者，他人不得供應，否則糾合同行議罰，如本人患病或因他故不克供水時，亦由本人找人暫行代替，所付的代價，低于本人所得，水車亦然，此謂之“水窩子”。本人年老，不勝其勞，或棄此他圖，則將水窩子出賣，后繼者買之方能接替。買時有同行見證，水車則連車齊賣與。
民國十四、五年（1925~1926年）間，五省聯軍陳儀任徐州警備司令時，于城內立業巷及南關石婆坑二處各打機井，以鐵管鉆入地下，上裝汲水泵，左右安弓形把，二人互軋，水從泵口出，流量甚旺，架屋護井，屋前一池蓄水，池周下部數水眼，用以放水，各有塞，拔塞接水，接水時付以極低代價，有看管人專管。初試此井，擬后推廣，后陳移防不果，僅存該二處直至解放前仍使用之。機井較水井清潔，又無汲水之勞，天旱時供水無虞，近居之婦孺皆可勝任，當時至感方便。
淪陷以后，居民有的醵金或私人出資，打小機井于街頭巷尾，因之挑水夫大受影響，多數改行，而居民燒無煙煤爐者普遍，茶館多停閉而水車亦絕跡。
戶部山地高無井，居民飲用之水，仍須水夫供應，所挑較近之沙家汪、武定門、蔬園巷各處井水，價稍昂。
井水久不使用，會變質自腐，必須重淘，易為新水，方可飲用，否則致患腸胃病。
久旱之時，井中水淺，汲時困難，因之為此爭吵斗毆者時有所聞，雖有機井，但為數甚少，流量不大，尤其夏季，供不應求。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由前銅山縣圖書館館長李運周、前銅山縣救濟院院長段聿栽、前銅山縣商會主席藍伯華等人發起，并向當局聯系，成立徐州市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籌備會，訂立控股辦法、集資數額、器材采購、聘請人員、水源引進，以及一切應興諸事宜，并得到當時徐州市市長駱東藩的支持，遂開始募股。首先邀請當地紳商富戶開會商討，皆不理想，遂后由李運周等人登門勸股，所收股金一部分派專人匯上海購置器材，一部分留徐作為籌設費用，并繼續征股。后即由李偕同技術人員赴滬專司其事，一俟所有器材全部購進，即行運徐，但因匯款時感不足，故遲遲難以齊備。直至徐州解放，所有已經購進的器材，仍存上海未運。當時李運周、段聿栽、藍伯華等人在滬集議，屢經商討，決議凡滬存之器材，一律掃數移交，由藍之夫人王毓芝來徐，與當時的徐州市建設局局長胡大勛聯絡，將全部在滬手續移交清楚，其在徐州的一部分，由徐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收。后遂正式成立徐州市自來水公司，引城南七里之三官廟村之水為源。該村水源甚旺，雖大旱之時從未困乏，質凈且甘，與蓮花泉者媲美。
從此逐年延伸，通衢陋巷，自來水管道敷設迨遍，雖久經缺水的戶部山亦有售水站供水，居民從此即不患乏水和不潔。原來的水井均加囤填，其處另作其他使用矣。
（作者曾在徐州市工商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