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程家檉是我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同盟會的創建者之一，一生追隨孫中山革命，利用自己特殊身份，為民主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由于祖父工作崗位、工作方式只有同盟會少數領導人知道，被一般革命者誤解，曾一度謗言四起。祖父忍辱負重，毫不介意，繼續從事他的特殊工作，直到被袁世凱殺害，為革命壯烈犧牲，時年40歲。宋教仁為他寫了一篇近萬字的長文《程家檉革命大事略》，方使我祖父的革命事跡大白天下。作為程家檉的唯一后裔——至今還健在的嫡孫女，我覺得很有必要將祖父的事跡整理出來，述略一二，聊慰逝者，同時以告后人。
我的祖父程家檉（公元1874——1914年）字韻蓀、下齋，安徽省休寧縣汊口村人，少年時代曾師從徽州著名學者胡卓峰,攻讀儒家經典，后入武昌兩湖書院求學。從那以后，他的民族情緒便開始萌芽，屢與同學談論“漢滿種族之別”，1899年被兩湖書院選送日本留學。在日本留學期間，祖父在孫中山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為活躍的資產階級革命者。
尋訪孫中山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我祖父抵達東京后，不久進入帝國大學學習農科。出國留學使他進一步開闊了思想眼界，由自發的民族情緒逐步發展成為推翻清朝的革命信念。當時中國旅日學生不過二百人，多數相信康梁的維新說教，對孫中山的革命學說知道的很少。我祖父卻傾向孫中山的主張，極力想求見這位革命領袖，以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但由于清政府的迫害，孫中山當時旅居日本橫濱的事情是很秘密的，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行蹤，我祖父是“百計求之，不克一見”（《宋教仁集》下435頁）。后來我祖父認識了一個僑居東京的成衣店店主鄭可平。此人是三合會會員，又巧與孫中山是同鄉（廣東省香山縣人），在他的引薦下才見到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向我祖父詳細陳述了民族、民權、民生的政治綱領以及鐵路建國的經濟建設方略。祖父聽后深受鼓舞，并表示會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樹黨全國，以傳播之”，畢生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而奮斗。在會面中，孫中山先生指示我祖父聯絡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伸入會黨，組織反清起義軍。此后我祖父經常帶領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去見孫中山，紐永建、劉道仁、吳祿貞、萬廷獻等人都是經我祖父引薦給孫中山的，他們后來都成為同盟會會員。
1901年祖父程家檉與秦力山、沈翔云等人在東京創辦《國民報》，最早公開地提出顛覆清王朝的革命口號，同保守黨劃清了政治界限，對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開留學界革命之先河。1902年4月，在孫中山先生的指導下，我祖父會同章炳麟、秦力山等發起了“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大會”，帶領留學生數百人赴會支持，中途被日警所阻，孫中山遂指導他們轉移到橫濱舉行。次年4月，拒俄運動爆發。29日，留日學生五百人在東京錦輝館集會，抗議侵華聯軍中的沙俄部隊企圖長期霸占東北拒不撤兵。我祖父在會上發表了激昂的演說，聲淚俱下，聽者無不為之動容。會后，我祖父被推舉為拒俄學生軍（后改為軍國民教育會）歸國運動員。
1903年秋，我祖父一度回國進行革命活動。他先后至南京、武昌、合肥串連舊友張通典、潘贊化、劉成禺等，并向劉成禺建議打入武昌新軍，策動武裝起義。清政府聞知我祖父的活動，將其從兩湖書院除名并懸賞通緝。1905年我祖父聯合宋教仁、陳天華、白逾桓等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該雜志的問世，擴大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傳播民主革命思想陣地。不久，同盟會成立，經黃興提議將《二十世紀之支那》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我祖父任該雜志的編輯長，負責組稿及事務工作。
為組建同盟會積極聯絡奔走
隨著革命宣傳的深入，1903——1905年間，華興會、光復會、日知會等地域性的革命小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迫切要求建立統一的政黨。孫中山根據當時客觀形勢的發展，倡導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我祖父為幫助孫中山建立統一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積極聯絡，辛苦奔走。
當時孫中山剛結束歷時一年半的美歐之行，1905年7月19日抵達日本橫濱港，我祖父從日本友人處得知消息后，專程從東京趕到橫濱迎接孫中山先生，隨后又將此消息遍告東京的中國留學生。早在孫中山抵日之前，我祖父已屢次向去日本避難的華興會領導人宋教仁等介紹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和情操，為孫中山和黃興、宋教仁的聯合作了準備。孫中山由橫濱至東京后，祖父程家檉立即邀集宋教仁、陳天華等到《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社與孫中山晤面，商討組織革命團體問題。孫中山在這次會見時向宋教仁等指出：“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要。”
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黃興召集各省革命志士陳天華、張繼、程家檉、馮自由、胡毅生、吳青陽、宋教仁等70余人聚集在東京赤阪區檜町三番黑龍會會所，共同協商發起新的革命組織問題。孫中山、黃興等先后發表演說，接著討論確定以“中國同盟會”為會名，推舉孫中山、黃興、程家檉、陳天華等八人起草會章，準備提交成立大會討論。在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因為出席人數較多，會場后部座席受壓過重而坍塌。孫中山詼諧地說，此乃顛覆滿清革命成功之兆，大家聽說都鼓掌歡呼。
8月13日留日學生一千三百多人于東京曲町曲富士見樓開會歡迎孫中山，室內室外擠得水泄不通，孫中山在會上發表了演說。繼孫中山講話后，程家檉等相繼發言。我祖父在發言時，響應孫中山的革命號召，著重論述了各革命團體聯合的必要性，并在會上提出倡議：設革命本部于東京，而設分部于國內各通商口岸。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同。宋教仁曾回憶說：“君（指祖父程家檉）痛言革命之理，鼓掌之聲，上震屋瓦，孫文大悅。”
在迎接孫中山的大會后的幾天之內，同盟會會員迅速增加到百余人。同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內田良平宅正式舉行建盟大會。大會通過了黃興、程家檉等起草的會章及有關文件，一致推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庶務科長，程家檉為外務科長，改《二十世紀之支那》為《民報》。這次會上通過的由程家檉等起草的《軍政府宣言》中，在闡述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綱領之后，指出：“軍政府為國戳力，矢信矢忠，始終不渝。”號召全體人民“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閣閭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萬萬人共勉之。”
在清廷權貴中周旋
我祖父認為要取得革命成功，需要采取多種形式，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卓有成效的反清斗爭。他向同盟會領導人獻策，提出各個地區廣泛發展同盟會員和其他革命黨人，一處起義全國響應，清廷首尾難顧。可在邊疆地區，如廣東、云南揭起義旗，清廷鞭長莫及，并可將革命的影響擴大到海內外。在革命形勢日趨高漲的形勢下，有條件在清廷軍政要員中進行策反工作，爭取可以為我所用的力量。
在當時的革命黨人中，有人主張采用暗殺手段達到推翻清廷之目的。如吳樾寫了《暗殺時代》來宣傳他的主張且親自實踐，在1905年于北京車站謀刺清廷五大臣時壯烈犧牲。有人主張采用武裝起義的辦法來推翻清王朝統治，但不重視分化瓦解敵人。1905年秋同盟會成立不久，清政府鑒于革命的活動中心在日本，便要求日本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革命活動施以鎮壓。11月日本政府文部省發布了“取締清朝留日學生規則”，激起中國留日學生的強烈反對。我祖父多次出面向日本政府交涉，揭露日本政府。著名的革命宣傳家、《猛回頭》與《警世鐘》的作者陳天華毅然投入大森海灣自殺，以表示強烈抗議。我祖父十分欽佩他的革命精神，卻并不贊成這種做法。他堅定的按照自己的策略思想去為革命盡忠效力。
當時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聘請程家檉回國擔任農科教授，于是我祖父1906年2月回國。他覺得這正是實現自己抱負的良好機會。
那時正是吳樾刺殺五大臣壯舉不到半年，北京城內戒備森嚴，草木皆兵。清政府成立了巡警部專事把守交通隘口，京城四門崗哨密布，不少有革命嫌疑的人或是了解革命思想的人都遭到清廷的關押和殘殺。就在這彌漫著恐怖空氣，籠罩著腥風血雨的緊張形勢下，作為同盟會的領導人之一的程家檉卻毅然深入虎穴，執教于北京大學。起初，曾有革命黨人勸說我祖父不要冒這殺身之禍的危險，但他認為北京是清廷的中心，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有深入敵巢，才能摸清底細，采取對策。到達北京后不久，我祖父就接到了孫中山通過來華的法國中將卜加貝捎來的信，要求程家檉在北京利用合法身份開展革命活動，發展同盟會員。我祖父更加堅定信念，認真貫徹孫中山的指示，在講課時把三民主義的要領灌輸給學生，并將其中積極者吸收為同盟會會員。
與此同時，我祖父還設法接近清廷的權貴，打進敵人內部。由于祖父程家檉在東京留學時曾經為某些訪日高級清廷官員當過翻譯，此時正好利用這種關系接近他們。那時肅親王善耆掌握著部分軍權。而善耆也知道我祖父程家檉學識淵博，在學術界頗有聲望，故而對前來晉見的程家檉竭力加以籠絡。他贊譽我祖父為“學界魁杰”，備道仰慕之情，經常請去交談，而我祖父也虛與委蛇。一次善耆忽然裝出進步的樣子，說革命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表示要作革命前驅，希望程家檉為他向孫中山暗中通款，說得娓娓動聽。我祖父深知這些人在革命高潮到來時，會鉤掛幾方，進行政治投機。而一旦反動勢力穩住陣腳，他們又會瘋狂地鎮壓革命，所以設法與其應付，稱善耆具有“遠見卓識”，能夠走在時代前面，表示如果遇到革命黨人，一定將其愿望轉告孫中山先生，由此掩飾過去。祖父的學識，頗受敵巢中清廷權貴的賞識與重視，加之清廷管學部的大臣孫家鼐（安徽壽縣人）是程家檉父親程承翰（我曾祖父）的授業老師，很想推薦重用我祖父，但程家檉旨在革命，豈肯接受清廷的官爵，因而多次婉言謝絕。有些在他之后畢業的人官至侍郎高位，而我祖父程家檉卻十年布衣，不受清廷任何官職。
利用合法身份 掩護革命黨人
我祖父程家檉雖然身處敵人營壘之中，但時刻遵照孫中山先生“利用合法身份開展革命活動”的教導，利用其當教授的合法身份和隨機應變的斗爭策略，多次掩護過革命黨人。
“日知會”是辛亥革命前湖北省的一個重要革命團體，曾經有力地推動了湖北革命的發展。1906年瀏醴起義爆發，孫中山派胡瑛、朱子龍等回湖北策動響應。由于叛徒郭堯階告密，1907年1月“日知會”的領導人劉靜庵、胡瑛、朱子龍、梁仲漢、張難先等均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逮捕，并且即將問斬。同盟會員季雨霖星夜潛行來京，求救于程家檉。當時情況十分緊急，我祖父果斷地假冒善耆的名義，給張之洞發了一份電報，令其暫緩行刑。電報發出后，我祖父才去見善耆，并將實情相告。肅親王善耆聽說后，勃然大怒，欲加罪于他。我祖父則先不動聲色地說：假冒王命實在罪不容誅，不過事關緊急，稍有遲緩，則人頭落地，不可挽救。繼而又壓低聲音說，王爺曾經向我表示要作革命先驅，我這正是本著王爺的旨意辦事的。然后又大聲說，如果我違背了您的旨意，觸犯了刑律，請將我交于刑部議罪。一席話說得善耆瞠目結舌，啞口無言，想要發作，有“辮子”在人手里，不作處理，又不甘心，遂悶悶不樂退入后堂。正巧當時還有程家檉的妻子（即我祖母）在善耆后堂給其妻妾子女教書。祖父通過祖母鼓動善耆妻妾為程說情。善耆也只好不了了之，乃電告張之洞將劉靜庵、胡瑛等由斬立決改為一年監禁，免予死刑。
忍辱負重舍身保衛孫中山
1907年舊民主主義革命處于艱難時刻，當時黨內財力也很困難，甚至連刊印《民報》的經費都無力支出。我祖父程家檉受命趕赴日本與劉揆一共同商討解決辦法。當時革命黨人對清廷要員進行暗殺活動較為普遍，《民報》時常刊文加以鼓勵。為此清廷王公大臣很怕被暗殺，尤其怕被《民報》點名，成為眾矢之的。鐵良、良弼、端方和恩銘，正是有些革命者指出要殺掉的四個滿族官員，《民報》準備刊登一篇文章點這四人的名。我祖父程家檉與劉揆一商議，抓住此機，將這個消息透露給鐵良，脅迫其交出紋銀萬兩，否則決然見報。鐵良無奈，只好照辦。我祖父隨即將這筆錢轉給同盟會總部作為活動經費，保證了《民報》的繼續出報。對程家檉立下的這些殊勛，有些人不明真相，說我祖父變節，一面將《民報》點名的消息透露給鐵良，一面又活動《民報》將此稿抽出，自己從鐵良處得到了萬元巨金云云。對這些流言蜚語，祖父一笑置之，不作以任何辯解。
在革命黨中清廷一直認為孫中山是最危險的人物，必欲除之而后快。1907年5月，清廷唆使日本人北輝次郎、清藤幸七郎來同程家檉密商，答應以十萬元作為報酬，讓我祖父謀刺孫。面對棘手難題，我祖父一面佯為應允，一面火速告知劉揆一、宋教仁，叫他們隨即將孫中山先生轉移到安全地帶，并加強警戒。這事很快被北輝次郎等人知道，他們就勾結浪人加藤位夫、吉田三郎將我祖父誘到偏僻地區，揮拳就打。我祖父大聲呼救，警察聞聲趕至，兇手逃走。我祖父程家檉被打成重傷，急送醫院搶救，經過一段時間的療養，傷勢才逐步痊愈，但已造成嚴重腦震蕩的后果。若干年后仍時感頭痛，記憶力較前銳減。此事在宋教仁公布事實真相以前也鮮為人知，而祖父程家檉也從未以此事來標榜炫耀自己。
智斗袁世凱營救革命黨人
袁世凱同滿臣鐵良、良弼勾心斗角，矛盾很深，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想制造一些大的案件，借機排除異己。這時發生了同盟會員孫毓筠、權道涵在南京謀刺兩江總督端方未遂而被捕的事件，孫和權很快就要被處以極刑。我祖父程家檉得知這一消息后，咬破手指寫了一封血書向端方曉以大義、明以利害，致使端方未敢對孫毓筠、權道涵下毒手。這事被一個名叫汪榮寶的人向袁世凱告了密。袁即下令提督衙門逮捕程家檉，先后五次下達諭扎，均為清廷太保世續抵制而未予執行。恰好這時浙江人民因蘇杭甬鐵路借款問題鬧起風潮，我祖父程家檉便鼓動大學生指控袁世凱。當時學生列名控告者達一千六百余人，在北京引起軒然大波。我祖父趁袁世凱手忙腳亂、疲于應付之機，悄然出走天津轉赴日本。清廷警吏楊以德、史伯龍得知程家檉已逸去，忙率警察在要道攔截。日本使館武官井上一雄為我祖父化裝剃去胡須換上漁民服裝，浮舟白河，登上海輪，方才脫離險境。可袁世凱仍不肯放過，又派遣一個劇作家叫劉麟的渡海偵察程家檉的行蹤。劉麟是一個宣揚教化的人，當我祖父知道他到達日本后，便邀請黃興、宋教仁主動找劉闡明革命道理，指出革命是為了拯救國家和民族，此乃天經地義之事，革命者有復國保民的大功，沒有絲毫罪過。袁世凱賣身投靠清廷甘愿作其鷹犬，他才是天下之大奸，民族之敗類。孰是孰非，想君定能判明。劉麟聽完后十分感動，說：“若不是各位開導，我幾乎作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從此劉麟絕足不登袁氏之門，平日則以演劇自娛。后來這位劉麟先生在辛亥革命的滬軍之役以及山東登黃之役中，都為革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祖父程家檉在僑居日本西京下鴨村時，參與策劃了鎮南關、河口兩次起義，還與有關同志一起，做好后勤方面的工作，保證了兩次起義的物資需要。
1909年1月滿族權貴排斥袁世凱，以他患有“足疾”為借口，將袁趕回河南老家“養病”。祖父程家檉由日返京，應陸軍部之聘任編撰陸軍中小學教科書的工作。這時仇視革命黨的袁氏爪牙史伯龍擔任偵探長。此人奸詐狡猾，殘酷迫害革命黨人。祖父痛感要開展革命活動,就必須先除去這個清廷的鷹犬。恰好有一案件與史伯龍牽連，程家檉就叫民政部高等警察科科長朱君偉（同盟會員）將史的弊端密告善耆。善耆聽了頗怒，叫朱進一步密查史的行為。于是我祖父代朱起草調查報告，用嚴厲的詞藻將史的罪過揭露的淋漓盡致。報告送上不久，史伯龍即被解職，驅回原籍，從此解除了革命黨人的心腹之患。
在此期間，祖父程家檉以自己的合法身份為掩護，與白逾桓等秘密串聯，為武裝反清籌措資金。1909年9月，革命黨人李書城、孫元獲得日本國圖籍數十種。祖父與熊成基密商，準備以百萬元的出價賣給俄國。這筆交易剛要談成，熊成基被長春人臧冠三出賣，于1910年10月被捕。在熊的住處查出孫元與他的來往函電，清廷便下令追捕孫元。祖父程家檉得訊后，冒著生命危險急往北京孫的住處告知，使孫元迅速出走天津，藏于孫毓筠家中。
1910年4月，汪精衛、黃復生等人因謀刺攝政王載灃未遂而被捕。清大學士那桐、學部侍郎寶熙均主張對汪等處以凌遲酷刑。祖父程家檉聞訊即找善耆，向其懇切陳詞：現在革命風潮日益擴展，大有燎原之勢，倘對汪精衛等施以酷刑，一旦激起公憤，則局面難以收拾，不如暫時監禁，以后再作妥善處置。并且又舉日本維新之初，德川家臣尤本武楊之例說，武楊公開舉行叛亂反對新政府，在戰場上被捕。因武楊習海軍，是這方面的專家，捕后新政府并未將其殺戮，而是加以囚禁，等待其悔悟后加以重用。日本海軍所以精銳，多得力于武楊的組織和訓練，人才難得。汪精衛等亦頗有才干，將來也未必不能為我所用。祖父的一席話，深深地打動了善耆。善耆與載灃商量，載灃也有同感，深以為然。于是將汪精衛等先加以監禁，使汪等保全性命。但是有個叫黎宗嶽的警官企圖借汪案加害革命黨人白逾桓，程家檉以巧妙的方式警告黎不要胡作非為。黎自知明里斗不過我祖父，便暗中囑其黨羽散布謠言，說汪精衛之所以被捕是由于程家檉告密。對這些謠言，祖父不以一言辯之。
策動光復京城 創辦《國風日報》
1911年革命形勢處于高潮，同年4月27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后，全國民心大振。清王朝統治者惶惶不可終日。兩廣總督張鳴歧電告善耆說，革命黨人潛入長江流域和京津一帶，要求嚴加防范。善耆找我祖父程家檉商量。因祖父先已得到宋教仁密信，知近期將有革命大舉，卻故作鎮靜地說：“黨人大半已被殺掉，少數剩下的也都逃到東南亞去了，張鳴歧之所以夸張其詞，實際是危言聳聽邀功請賞罷了。”善耆深信其話，放松了對革命黨人的警惕。
1911年10月爆發了武昌首義，全國各地紛紛響應，革命風暴席卷全國，程家檉根據革命形勢發展，一個策應攻打京城的腹案形成。當時駐保定的陸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是同盟會會員，清廷命令他率部開往湖北前線鎮壓革命，我祖父急忙趕到吳處，授意他稱病不能赴前線。正好這時山西獨立，吳便以剿滅山西“叛亂”為名，報請清廷同意，留下一半軍隊約五千人駐北京附近以備起義。吳祿貞又去策動了陸軍二十鎮張紹曾的部隊、山西娘子關的守衛部隊，白逾桓又去說服遼寧駐軍在起義時保持中立，計劃在9月15日各部隊從不同的方向分別攻打東直門、西直門，程家檉在城內接應。后因張紹曾失約，致使計劃落空。吳祿貞也被袁世凱派的人刺殺身亡，北方革命武裝力量大為削弱。事后白逾桓自遼來京，祖父與白把臂痛哭，認為十載經營毀于一旦。但他們并不灰心，繼續整頓革命隊伍，策反清軍和警察部隊，組織義民數萬人，準備一舉光復北京。但后因南北議和始將計劃取消。
為適應形勢，程家檉認為工作的重點應轉移到革命宣傳方面。由于過去北方輿論一直為君主立憲黨人所控制，出現民智不開的現象。為了更好地動員群眾，祖父程家檉與白逾桓、景定成商量，于1911年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創辦了《國風日報》。當時的辦報條件很差，房子只有半間，紙筆購置、印刷費均需賒欠。但因《國風日報》有明顯進步的傾向，呼吁“建立共和”，在北方產生很大影響，出版數日，便風行一時，以致君主立憲維持會會長馮國璋調集軍隊在報社門前架起大炮相威脅，意欲以此鉗制其言論。但祖父程家檉、白逾桓等毫不屈服。
反對袁世凱帝制 遭殺害英勇獻身
南北議和數月，一直處于僵持狀態。袁世凱為謀求自己為大總統，派人南京游說。祖父程家檉認為機不可失，與丁汝彪商議，草擬了一份奏疏給清廷，勸清帝接受南京政府的條件，自動退位，以免袁世凱從中漁利。清帝開御前會議商討，因意見不合，未能決議。這時又發生了袁世凱遇刺的事件，袁雖免難，但其護衛被炸彈擊斃、擊傷七人。北京政局頓時緊張，加之武昌起義爆發后，程家檉革命身份已經暴露，善耆、良弼懸賞15000元對他通緝，多方謀殺我祖父。一是收買日本浪人須佐橘治狙擊程家檉于寓所，二是鐵良派刺客槍擊程家檉于途中。在友人的協助下祖父才得以逃出北京。出京后，旋即與李煜瀛、易昌楫等商議，準備以陸軍第三鎮之兵力及護衛京城的御林軍中王佐臣所部六萬人直搗北京。但由于經費不夠，程家檉便赴南京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請求給以資助。由于程家檉在北京交往錯綜復雜，聚集在南京的很多革命黨人對我祖父的來歷表示懷疑，但孫中山先生對程家檉堅信不疑，完全同意并授程家檉為幽燕招討使。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我祖父認為革命大局已定，便急流勇退，回到家鄉休寧，任安徽軍政府高等顧問。不久，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南京政府北遷后，曾安排程家檉為農林次長，但為他所拒絕。
我祖父程家檉回鄉后，原擬杜門不出，專事著述。但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允許他息影家園。1913年春袁世凱謀刺宋教仁于上海車站，接著又用武力血腥鎮壓了“二次革命”。1914年6月后，袁世凱企圖實行“家天下”統治的野心逐漸暴露。我祖父程家檉怒發沖冠，憤然出山參加討袁戰爭。為提醒國民，祖父在《國風日報》公開發表了《袁世凱黃梁夢》一文，擊中了袁世凱的要害，使袁及其徒黨對程家檉恨之入骨。祖父在反袁世凱稱帝這件事上，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常說：“我與袁固不共生死，即不能屠彼則為彼屠耳。”他不顧個人安危，秘密潛入北京與熊世貞共同策劃反袁活動，約北京地區革命志士二千余人，組織鐵血團，聯合口外馬軍，一舉而收內外夾攻之效。并與在長崎的白逾桓通信，擬派熊世貞赴日采購軍火。不幸事泄，程熊同時被捕，袁世凱誣陷我祖父置毒于自來水管，圖害全城居民。在審訊時我祖父程家檉凜然正氣，慷慨陳辭，歷數袁世凱禍國罪狀，把法庭變成了審訊袁世凱的場所，這使法官驚慌失措，趕忙草草收場，非法宣判了程家檉的死刑。
熱血沒白流功烈自有評
1914年9月23日，我祖父程家檉慘死在袁世凱的屠刀下，時年僅40歲。他的熱血沒白流，當時多位同盟會員寫文章緬懷，景定成、張繼、程明超、白逾桓等先后在宋教仁書寫程家檉革命大事略后續寫跋，其中張繼三跋刊于后，頌祖父立志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功不可沒。張繼常言“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強（黃興）實行革命者也，韻蓀組織革命者也。”“韻蓀謀國之忠，愛黨之摯，魄力之雄偉均非他人所能及其萬一。”張繼又言“響使學界而無韻蓀，則中國同盟會必不能以成，北京而無韻蓀，則吾同志死者必不可勝數。”祖父與摯友白逾桓相互交往較深，彼此相識理解，白亦說：“韻蓀一生終以搖動京師根本，計追清帝退位造我中華民國，韻蓀之功有足多者。其愛國之誠、愛黨之誠、愛友之誠均非盜于虛名者。故辛亥論功行賞獨不及于韻蓀。韻蓀之死，為中華民國而死也。”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南京國民政府亦昭令褒揚。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在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時，中央統戰部發文各省市統戰部對辛亥革命先烈有關問題進行貫徹落實，祖父程家檉的墓地得到安徽省委、休寧縣委統戰部的親切關懷，民政部門進行了整修、樹碑，永遠緬懷。經江蘇省委統戰部研究決定，徐州市委統戰部每月發給我母親吳彩玉辛亥革命遺屬生活補助費。烈士后裔深表致謝。
本文所查閱資料：
《同盟會》，查建諭，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資料
《辛亥革命志士程家檉事跡述略》，潘榮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程家檉》，惠政
《革命人物志》第六集中宋教仁為程家檉寫的革命大史略，張繼、程明超、白逾桓等寫的跋，汊口同鄉程祖培先生提供，臺灣出版
《國史擬傳》，汊口同鄉程祖培先生提供，臺灣出版
《程家檉傳》和《中國現代史辭典》，刁抱石
《程家檉》，蔣永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