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國前，原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被喻為全國最高學府。解放后，有人以為他是國民黨的中央黨校，其實那是一種誤解。在南京還有一所中央政治大學，那才是國民黨黨校。中央大學是一所綜合性的大學，包括文、理、法、農、工、醫、師范七個學院，規模宏大，師資齊全，經費也比較充足，因設在舊都南京，故名為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最早前身為一百年前的三江師范學校，成立于1902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克北京，清政府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對外向列強徹底投降，對內又佯稱實行維新，推行新政，三江師范即在此背景下應遠而生。不久，又改名兩江師范。辛亥革命后，在此基礎上擴大，先后改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及東南大學。國民政府成立后，定都南京，又把東南大學改成了中央大學，直到解放為止。建國后經多次院系調整，將原中央大學分流，在南京派生了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河海大學、南京化工學院等多個高等學府，可見原中央大學于民國時代，在中國教育界的位置。它與北京大學南北對峙，成為我國最著名的兩所綜合型的大學。
二
原中央大學師資充足，人才濟濟，蜚聲中外的學者不勝枚舉，茲特介紹兩位徐州籍的著名學者，他們是周鴻經、鄭萬鈞兩位教授。
周鴻經（1902—1957）字綸閣，徐州銅山縣人，早年就學于銅山第一高等小學及南師大附中，以后升入南京東南大學數學系，畢業后任廈門大學助教及省立南京中學教師各一年后應清華大學之聘，講授微積分課，1934年留英，在倫敦大學得碩士學位，1937年回國，一直在中央大學教授數學。其中1944曾赴印度參加科研工作一年。1948年擔任中央大學校長及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舊制沒有副職，總干事即副院長），以后去臺，在臺灣大學執教，并兼任數學研究所所長。他還創辦自然科學促進會，被推舉為理事長。1956年去美國康乃爾大學講學，1957年在美國因病去世。
周鴻經自幼聰明過人，成績優異，深受教師贊許。1922年在南師大附中畢業，成績為全班之冠，被免試直升東南大學數學系，受名師熊慶來（留法，著名數學大師，以后去清華任數學系主任，他是發現并培養華羅庚的伯樂）、何魯（留法，著名數學大師，以后任重慶大學校長）、胡剛復（留美，著名物理學家，他與其兄胡敦復、胡明復在科學界號稱三胡，均為我國早期最著名的數理大師）等教授熏陶，學業直線上升。
周鴻經自1927年起，因其師熊慶來轉到清華大學任數學系主任，周氏也應聘到清華執教，講授微積分課，深入淺出，循循善誘，務使人人都 懂。另外他還任熊慶來教授主講的高等微積分一課輔導教師，受到熊先生的贊賞和同學們的歡迎。
1934年，周鴻經以“留英庚款”留學英國，進入倫敦大學，師從波森奎（L·S·Bosanquel）教授，頗受他和杰弗萊（G·B·Gerfery）等教授的器重。“留英庚款”是民國時期留學英國的一種最正式、最嚴格的國家公費留學考試。如盧嘉錫—原中科院院長，俞大纟因—原中大、北大著名外文系女教授，李國鼎—臺灣“經濟部長”、促進臺灣經濟起飛的主要人物之一等人，均是經該種考試留英的。1937年夏，周提交《解析函數模之平均值》及《劣調和函數》兩篇論文，備受主考官、國際數學權威、劍橋大學漢代（G·H·Handg）教授之贊譽，該校授予周鴻經以特優星號之理科碩士學位。導師還建議他繼續留校，攻讀博士學位，他已同意，并選定了研究課題。但抗日戰爭爆發，周鴻經愛國心切，提前回國，應中央大學之聘，任該校數學系教授。在解放前，他主要都在中大服務。他擔任的主課是高等微積分。當年在清華，此課是由熊慶來主講，他當助手輔導，現在也可以輪到他主講了。由于他的功底扎實，同樣像熊師一樣得到好評。高等微積分這門課，在數學系課程中既重要，又難懂，使外系選課者認為是在看“天書”。曾有人問周鴻經，學高等微積分有何奧妙捷徑？他說除了充分備課學習外，別無他法，只有具備豐富的數學知識，才能舉一反三，運用自如。
級數論是大四選課之一。周鴻經對幕級數有多年之研究，所講內容極為經典，且能提綱挈領、層次分明解讀，使聽者都能抓住要點，引人入勝，受益匪淺。
另外，他還在國內外著名科學期刊上發表過數學論文數十篇。他學有所專，推進了現代數學的發展，貢獻很大。
1957年4月，周鴻經正在美國講學，接到其過去英國導師波森奎（Bosanquel）教授來函稱：倫敦大學鑒于他發表過很多高水平有價值的科學論文，準備授予他科學博士學位，特向他索取全部論文，以完成審查手續。他 急電家人找齊論文，并委托其學生李新民教授幫助檢查后寄去，不料論文尚未寄出，周先生已在美國綺色佳病故，令人扼腕痛惜。追悼會上有一付挽聯：學界共悲聞噩耗，士林相顧失斯人。道出了學人心聲。
三
鄭萬鈞（1904-1983），江蘇徐州人，1923年畢業于南京第一農校林科，以后在母校任助教，1923年到南京東南大學生物系任助教，1929年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搞研究工作，1939年留法，入都魯士大學研究森林地理，得博士學位，回國后在云南大學執教，兼任云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1944年任中央大學森林系教授，1949年任南京大學教授兼森林系主任，1952年赴任南京林學院教授、副院長、院長，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以后改稱院士），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其最終職務是中國林業科學院院長。另外，他還是中國林學會理事長，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他于1983年在北京逝世。
鄭萬鈞系我國著名植物分類學家。他出身商人家庭，祖父曾任徐州商會會長。父輩亦有很多企業，家庭富裕。家人均希望他長大經商，做合法產業繼承人。然而他對生物科學獨有興趣，考取南京農校，與家長期望相悖，家中遂限制其經濟資助，望他能回頭，重振家業。他為了完成學業，生活極為儉樸。
他畢業后留校工作。當時南京東南大學錢崇澍教授（著名生物學家，以后先后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院士）到農校兼課，發現鄭萬鈞勤奮好學，確有很多獨到之處，于1924年將他調到東南大學生物系，破格升為樹木學助教，此時他聽過一些名教授如秉志（著名動物學家，以后中科院院士）、陳煥庸的講課，經幾年的學習，他打下了扎實的基礎。自1929-1938，他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搞研究工作，在胡先馬肅（我國植物學大師、以后中科院院士）指導下，從事我國森林調查研究，到過四川、浙江、江西、湖南、江蘇等地，調查各地區的樹種組成、分布和生長過程。經過這段時期的調查，大大豐富了他的森林知識，又由于長期跋山涉水、艱苦調查，鍛煉了堅強意志。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隨中國科學社西遷四川。由于該地森林樹種豐富，川西和西康又是我國針葉樹如云冷杉、鐵杉、落葉松分布集中之處，他在胡先馬肅的支持下，乃下定決心對此課題深下一番功夫。當時國難當頭，經費不足，山區路陡，交通極為困難，又為盜匪出沒之地，情況至為險峻，但他不避艱險，于1938年雇了毛驢子，馱上標夾等采集工具，毅然步行上路。每天數十里至百里，前后約一年時間。調查區域在大渡江、雅礱江、青衣江、岷江等流域，均深入林區，常攀登海拔4000米高山采集標本，實地考察不同坡度、坡向針葉林系分布垂直度的變化，積累了大量標本及第一手資料。1939年，他去法國都魯士大學進修，他的論文即以這次調查的資料為基礎，經過多次的修改和補充，用法文寫成了《四川及西康東部的森林》為題的畢業論文。它匯集了森林樹種組成和地理分布規律，是一部集大成的文獻。由此可看出鄭氏對森林科學研究之水平，難怪都魯士大學森林研究所所長高森（Gaussen）教授審閱此文后感到驚異和贊賞了。以后就通過答辯，授以博士學位。
水杉的發現，更使鄭萬鈞名揚遐邇。1944年，也即他在中大執教前后，他與我國植物學大師胡先馬肅，在他們共同的努力下，發現了古代已經絕滅了的水杉。其科學價值是：原來只能在地層標本中才能見的水杉化石，現在又復活了。水杉的祖先遠在中生白堊紀，分布于北緯80℃以北的北極圈，第三紀擴大分布到歐、亞、北美，在北緯35℃以北的廣大地區，當時有10種之多。第四紀北半球發生了多次冰期，古水杉大部分滅絕，僅有一種殘存在我國川鄂邊境狹小的天然避難所中，幸免于難，如今被中國學者發現。經過科學論證，還為水杉新種命名。1948年論文發表后，轟動中外科壇，被認為是二十世紀科學界一大發現。
建國以后，他除教學科研外，還積極參政議政，主張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以致用，科技要為國家發展戰略服務。他曾帶領學生到廣西去調查橡膠生長情況長達8個月之久，對我國南方橡膠業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又如他組織青年教師到福建南平去蹲點，調查和總結杉木林的豐產經驗，對南方各省營造豐產林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又如他鑒于我國森林資源貧乏，供應短缺，很重視速生豐產林技術措施的研究。從調查研究入手，深入南北各省了解基層開展科研的情況，寫出調研報告，對促進林業生產的發展，制定戰略發展方針起到很大作用。
鄭萬鈞著作很多，他除科技論文外，還編寫過《中國植物志》、《中國樹木志》、《中國主要樹種造林技術》等著作，均譽滿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