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情結
我愛讀史，對歷史文化的遺存情有獨鐘。
歷史文化遺跡，是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是流失歲月的最好標記，是前人留給后人的無價遺產。
當我站在歷史文化遺跡面前時，感受到的是莊嚴、是凝重、是神奧莫測、是思古之幽情。此刻，任何文字的表白，都顯得蒼白無力。
古老的豐縣，歷史文化的底蘊十分豐厚，只可惜無情的水患兵燹，加上無知的人為破壞，大多湮滅無跡，今天我們還能夠看到的，已經為數不多了。
因此，盡我們的努力去呼吁、保護、挖掘、整理歷史的文化遺產，乃不失為當務之急，卓識之見，不可等閑視之！
《戴套樓春秋》如果能喚起人們對歷史的深思，是我的一個愿望。戴套樓的歷史，僅七百余年，但它經受了太多的狂風驟雨，閱歷了人間滄桑，承載著喜怒哀傷。窺一斑見全豹，得一葉而知秋。《戴套樓春秋》折射出的是豐縣的一個縮影。
我寫戴套樓，還有另一層原因。共和國成立之初，華山縣治所移居至此。作為華山縣政府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我有幸在此生活過三年。當時這里的天主教堂，有一片氣勢恢宏的建筑，青磚黛瓦，樓舍櫛比，自成體統，這樣的地方在農村已很難找到。教堂分南北兩個大院，南堂住政府，北堂住縣委。南堂有座禮拜堂，名大圣堂，可容500余人。大圣堂右側，有座西式小樓，上下兩層，各有三間。小樓的設計頗有講究，潔白的墻壁，平滑的地板，明亮的玻璃，寬敞的空間，整齊的百葉窗，密不透風的房門，濃蔭掩映下的青石板臺階，一種典雅幽靜的氛圍，在農村很難看到。
從前，小樓專為神職人員使用，自政府遷入后，中間隔成兩段，東頭住神甫，西頭住縣長；神甫信教義，縣長信“主義”；神甫來自異國他鄉，縣長來自魯南山區；一個傳教義，一個播“主義”。
我們的政府秘書室，住在樓下。這里每天發生的事情，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不過，那時自己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學生，只知埋頭工作，人云亦云，亦步亦趨，“不逾矩”，不懂得什么是“抱負”，什么是“理想”。今天看來，似乎十分可笑，然而就是那段不平凡的經歷，卻刻骨銘心地與戴套樓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種感受，也是促使我寫《戴套樓春秋》的直接原因。
二、漢皇故里
豐縣出了個漢劉邦。劉邦貴為天子，豐縣亦因此而名揚天下。豐縣本來是一片肥源沃壤，物阜民豐的膏腴之域，歷史上一句“豐沛收養九州，豐縣不收帶養亳州”的諺語，千載樂道，雖有夸張色彩，但決非空穴來風。
據《豐縣志·地理篇》記載：“夏、商、周至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黃河處于相對穩定期，對縣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沒有較大影響。縣地勢除東南部有華山、嵐山、白駒山外，其余地勢比較平坦。河流大體西至東走向，主河道為豐水（即泡河）。縣城西和北有大澤。漢代豐西、豐北大澤干涸，縣內湖泊逐步滅跡。其間，氣候溫暖濕潤，水鳥和魚類較多，喜淤土和濕潤氣候的植物茂盛。”這段文字說明，豐縣不僅原來是一片淤質土壤，而且氣候濕潤，魚鳥較多，植物茂盛，符合民諺所說的地理特征。
劉邦從這樣一個富庶之地走出，“及壯入沛”，當了泗水亭長。在秦末起義的大潮中，以一介布衣的身世，憑著超人的大智大勇，滅秦翦楚，平定天下，建立大漢王朝，連綿四百余年，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時至今日，漢語、漢字、漢文化、漢民族已經成為國家的標識。“漢人何以稱漢？龍脈源自豐沛。”
豐、沛兩縣，地緣相連，條件相同，劉邦的出現使兩縣更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司馬遷說，劉邦“沛豐邑”人，班固稱：“皇皇圣漢，兆自沛豐”，老百姓則說，“豐沛不分家”，“豐生沛養的漢劉邦。”劉邦的故事很多，劉邦的傳說幾乎家喻戶曉，俗話說“七歲小兒郎，能說漢君王。”在沛縣，人們更多的傳說則是“大風歌”。詩人馮亦吾道：“大風歌罷兩千年，父老猶當故事傳。”又云：“勝利歸來思慶祝，猶聞父老贊歌風。”
這說明，劉邦深深扎根在豐、沛人心中，故寫《戴套樓春秋》，不能不涉及劉邦。
三、軍屯創業
元朝末年，天下大亂，戰事頻繁，江淮一帶成為拉鋸戰場。加上水、旱、瘟疫時有發生，造成了民生凋敝，田園荒蕪，生產遭受極大破壞。朱元璋于1368年在應天（今南京）稱帝后，認識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困乏，好比小鳥不可拔羽，新樹不可搖根，”告誡官員說，不要橫征暴斂，貪贓擾民。他大力發展生產，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招募流民屯田，由官家發給種子、耕牛，允許將新墾荒地作為自己的產業，免稅三年，或永不起科。
在號召流民屯墾的同時，還做出兩個重要決定。一是大批從山西移民，解決冀、豫、魯以及蘇、皖北一帶的勞力缺乏問題，這就是民間廣為傳說，歷史確有記載的“洪洞縣老鸛窩”的移民故事。另一個便是實行“軍屯”。“軍墾”始于漢代，歷代皆行。“軍墾”既可削減軍費，符合太平環境需要，又可發展生產，一舉兩得。明朝的軍墾，謂之“軍屯”。
戴套樓一帶有戴氏族譜。據清乾隆二十年戴氏族譜記載，從應天（南京）派遣來豐縣的屯戶，為戴、劉、王、趙、謝等數十姓。這些“屯戶”一遷屯家固，二遷留城，三遷邑東南20里處，王家屯北五營堤口，披荊斬棘，墾田數千畝，奠室廬而居。“屯戶”的性質為寓兵于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耕耘之暇，不馳武備。五營堤口者，即演武之區，王家屯有“官坑”，即飲馬之所也。雖為“屯戶”，還保留著軍事色彩。
后來，人丁逐漸興旺，各自擇地分居，但每個村子都冠有一個“屯”字，故城南有“一溜十八屯”之說。“屯字戶”只納地稅，不交皇糧，享受優惠待遇。
戴氏家族，始祖名勉，以總兵世襲百戶（注：統兵120人），調遣來豐。勉生三子：敏、寬、綱。寬生五子：金、貴、正、林、深。戴氏始祖定居王屯，歿后亦葬王屯村前，墓前有碑，“文革”中被人推倒。二世寬遷至套樓，建一“土樓”，歷經風雨，仍安然無恙，相傳因得“神靈保佑”或“風水寶地”而不舍遺棄，遂在土樓外加筑磚墻，兩層相套，俗稱“套樓”，又因房主姓戴，故稱“戴套樓”。這是戴氏族人口筆相傳的一種說法。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相傳戴氏始祖當過親兵。一次皇帝北巡，途經此地，問及“土樓”事，眾人夸大其詞，說是土樓歷經風雨而不倒，是托了皇帝的洪福，就連龍王爺也要退避三舍，不敢肆虐。朱元璋聞聽龍顏大悅，傳旨撥銀萬兩，命加固此樓，后來才有外面磚樓之建和套樓的傳說。
此說當然不足為信，但從民間歷久不衰的傳說中，“戴套樓”的故事則確有它的曲折迷離的動人之處。
數年前，戴套樓向東不足三里的大沙河岸邊，出土一塊古碑，刻于明代，為戴氏七世祖守官墓碑。因時隔多年，字跡不清，據說曾服務軍旅，官至云騎尉。按明代官制，當屬六品，官服“繡彪”。戴氏一族或“百戶”，或“云騎尉”，皆有前因。目前，戴氏人口兩支不詳，一支興旺，發展至二萬有余，分居于大沙河兩岸十余個村莊。
四、空前浩劫
公元1851年9月14日，清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滔滔黃河，從蟠龍集決口，豐、沛人民遭受一場空前浩劫。正是這次黃河決口，徹底改變了豐、沛二縣的地形地貌，打亂了原來水系，大沙河亦由此形成，土質沙化湮滅了原來的膏腴之田。
蟠龍集決口，開始寬約四五丈，繼而寬至一百八十余丈。黃河的主流為之牽動，正道斷流，完全改行決口。豐、沛二縣廣大地區一片汪洋，頓成澤國。人們紛紛逃難，逃不掉的便被大水淹死。沛縣的縣城當時還在棲山，棲山被水淹歿，縣治臨時遷往夏鎮。據光緒版《沛縣志》記載：“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河決蟠龍集，沛當頂沖，入昭陽湖，淹沒棲山沛城。”
大水瀉入昭陽湖后，折而東流，又淹歿了銅山、邳州、睢寧、宿遷、清江等地。
這次黃河決口，堵而再決，五年沒有堵上，其嚴重程度，前所未聞。一場大災，究竟死了多少人？查史、志以及民間均無詳細的文字記載，我們只能從有關縣志和官員的文牘中略見描述：
“人互相食，餓尸遍野，慘不忍睹。”
“饑民離鄉乞食，尸骸遍野枕籍。”
“餓民載道，愁苦之聲，顛沛之狀，慘不忍言。”
“沿途餓殍，市井街巷多棄尸。死者過多，故收尸者少。”
“饑民十百為群，率皆老幼婦女，繞路啼號，不可勝數。或鶉衣百結，面無人色，或裸體無衣，伏地垂斃。其路旁道斃死尸，類多斷胔殘骸，目不忍睹。”
提到死亡數字的，只有清朝大臣曾國藩。他在一封家書中寫道：“黃河決于豐縣北岸決口，數十萬生靈罹此兇災，目前撫恤固非易事，將來堵筑，非帑金數百萬不可。”
蟠龍集決口的第三年，咸豐三年，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向皇上寫過一個奏折，說：“河南豐工，未能合龍，重運之阻滯，災民之屯聚，實在堪虞。河工費已四五百萬，軍需已千余萬，計臣束手無措，必至掊克朘削，邦本愈搖。”
這一年，決口堵而復決，至咸豐四年，“仍未堵塞，河水仍漫流豐、沛大地。”直到咸豐五年（1855），黃河又從上游銅瓦廂決口，從此改道北行，豐、沛縣才擺脫了黃患之苦。
戴套樓近靠大沙河西岸，災難之重，自然可想而知了。華山縣機關遷住戴套樓時，蟠龍集決口已過百年，那時戴套樓以南數十里內，還是沙丘連綿，滿目荒涼，人稱“雁過拔毛”之地。河西岸有一個村莊名叫“六座樓”，在大水之前原名六十六座樓，是清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衛祖居之地。大水后，全部房屋深陷黃沙之下，完全見不到當年風采，人們只能從族譜記載或民間傳說中去尋找它昔日的輝煌。
五、教堂興起
清光緒六年（1880），天主教傳入豐縣。是年，在戴套樓建立教堂，歸上海教區管轄，有房屋79間，是豐縣境內建立最早的教堂。14年后（1894），又在三官廟建堂，26年后（1906），才在縣城建堂。民國十三年（1924），戴套樓天主教堂又新建大教堂一座，名為大圣堂，并建辦公樓一座。教堂設計成南堂北堂，南堂住神甫，北堂住修女，伙房、學校和大圣堂均在南堂。
建堂時，陸續購買土地約百畝，建房及場地占用30畝，其余種糧、種菜，收入作為傳教經費。土地由村民戴培恩協助購置，十多戶戴姓村民將宅基地賣給教會使用，自己則遷到村西南一里多的地方，另辟新居，取名“新套樓”。
戴套樓教堂的活動范圍較廣，方圓在六七十里，教友達數千人。正常活動為每周日“小瞻禮”，每年四大瞻禮：耶穌復活日，圣神降臨日，圣母升天日，耶穌誕生日。
教會設小學一所，共五個年級，學生200余人，教師為戴培仁、任世榮、張炳文、楊卓向、田文展、仕克明、平其修等人，他們都是教友，學生也多為教友子女，教師薪俸由教會發放。該校存在40余年，為教會培養了一批神職人員。
從清光緒十二年（1886）至1950年，共64年間，來戴套樓天主教堂任職的神甫計12人：徐某、金某、項某、徐安之（上海）、虞來彬（加拿大）、那世榮（加拿大）、安必約（河北）、李家祿和呂仁博（加拿大）。
戴套樓天主教堂曾有“九樓一堂”之譽，又有樓套樓的建筑氣勢。抗戰期間，國民黨豐縣縣長黃體潤先生曾寫過《秋日過老套樓有感》一詩：“峨峨教堂樓套樓，暮鼓晨鐘送殘秋。耶穌不解亡國恨，夢里揮戈下徐州。”后有一位多才校長王元超和詩一首：“八十八家樓套樓，天主耶穌何緣由？夢里揮戈成笑柄，三方田賦使人愁。”1949年3月，華山縣委和縣政府遷入教堂，教會完全停止活動。1951年3月20日，華山縣政府發出一份處理教堂財產的文件，擬稿人陳德彬，繕寫人李鴻民。在時隔56年之后，檔案公開，茲照錄其中一段原文：“一、本縣一區戴套樓村天主教堂，計有前后兩個堂子，共有房屋瓦房115間（現機關借住88間）。其人口，現加拿大籍之神甫一名，中國修女二人，男工人一，女工人二。現該教除禮拜堂大屋外，仍占有北堂子瓦房8間，草房1間，南堂子瓦房9間，草房1間。機關與教堂雜處，工作上實感不便。”至于第二條，系上報處理意見，此處從略。
這份歷史檔案，真實地再現了當時戴套樓天主教堂的實際規模。
六、血灑豐城
1938年5月，豐縣淪陷，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到處奸淫燒殺，無惡不作，老百姓大難臨頭，如同末日到來。這時，“跑反”便是唯一的逃生辦法。
但是，面對日本機械化的部隊，普通老百姓，僅僅憑著兩條腿，扶老攜幼，趕著牲畜，身背衣物，往哪里逃跑？如果是夏天還好，有高粱棵可藏，當時人們說它是“青紗帳”。然而，豐縣淪陷時，還是春末夏初，根本無處躲藏。有人認為天主教堂是最好的避難所，因為那里有外國神甫、牧師，有人說，神甫能保護難民，又說，日本鬼子不進教堂。眾說紛紜，走投無路的難民，一哄而入涌進教堂。就連當時正在家“住閑”的前福建督軍李厚基，也從他的住處邢橋逃到戴套樓的天主教堂。
臺灣出版的《豐縣文獻》有李書鳴先生的一段敘述：“城東南戴套樓有全縣最大的天主堂，忽然暴增兩千多人。有人一再提醒大家，日本鬼子早已瘋狂了，誰也不能保大家的險，當時沒人理會，神甫也不能拒絕。后來因為人太多，吃住生活問題嚴重，大多才自動散去，另找門路。果然后來這些神甫、牧師們大多受到鬼子的侮辱，有的被打得鼻青臉腫。”
李書鳴先生文章又說：“當時的豐城成了一片火海，日軍官兵在城內燒、殺、奸淫，壞事做絕，百姓陸續逃進教堂，要求救護的百姓多達三千。當時，避難百姓成了被狼群圍困的羔羊，而神甫則成了牧羊者，日日夜夜守護著，百姓對神甫的情感日漸深厚，而日軍對神甫越來越敵視。”
戴套樓本堂神甫是位加拿大人，中國名字叫那世榮。后來這位善良的外國神甫，為了保護中國難民竟被日軍殘酷殺害。1941年12月8日，那世榮神甫在戴套樓被日軍逮捕，帶到縣城和另外兩位加拿大籍神甫屠善修、隆仁昌關押在一起，污蔑他們“通敵”、“支持抗戰分子。”三位神甫受盡侮辱酷刑，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被關押14個月之久。后因拿不到證據，加之神甫拒理力爭，多方救助，才被釋放。
1943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三位加拿大神甫回國籌措辦學資金受阻，教會學校發不起教師工資，無奈之下在豐城教堂宴請商界人士，籌措辦學基金，沒有邀請日本憲兵顧問新犬參加。新犬大為惱火，不日又將三位神甫逮捕，他們被五花大綁，游街示眾三日，逼其承認“反日罪行。”三神甫毫無畏懼，對日軍暴行不屑一顧。城里百姓，紛紛關門閉戶，不忍目睹。在關押期間，那世榮神甫將遭難情況寫信告之上海教區，末尾寫道：“不論1943年發生什么，從歷史和物質角度來看，她將是非常寶貴的，對我來說。”顯然，那世榮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
3月18日晚上9時許，日本憲兵將三位神甫帶去司令部，剛走到大門東北小巷處，兇狠的新犬首先對準隆神甫開了兩槍，隆當場倒下。此時，那神甫、屠神甫自知生命難保，跪地向天主祈禱，等待一死。新犬接連開槍，二人當場斃命，血灑豐縣街頭。時年，屠善修53歲，隆仁昌39歲，那世榮41歲。豐縣人民懷念他們，為他們斂尸埋葬，立了墓碑。戴套樓人民更不會忘記那世榮神甫，歷史記住了他的生平：那世榮，生于1902年5月25日，加拿大魁北克省圣巴西里村，1938年到達中國，1943年3月18日被日本殺害于中國豐縣。
七、全縣中樞
1949年3月，華山縣領導機關從宋樓遷到戴套樓天主教堂，從此結束了流動不定的戰時生活。戴套樓也從此成為華山縣25萬人所注目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的中心。
四年中，縣委縣政府在這里領導和指揮了支援前線、生產救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和互助合作等多項工作和政治運動。一個個關系全縣大局的決議在這里作出，一個個重要會議在這里召開，一條條訊息動態從全縣各地向這里匯合，戴套樓這個原本普普通通的村莊，變成了全縣的神經中樞，掀開了她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縣政府住進南教堂。南教堂的規模較大，房屋也比較多，又有禮堂、食堂和寬敞的活動場地，很適合政府這個多部門的機關使用。進南大院的單位有：政府秘書室、民政科、財政科、建設科、教育科、人事科、司法科、法院、工商科、稅務局、糧食局、農稅科和人民銀行，除人民銀行外，大多數單位人員都不多。
建國初期，干部比較年輕，許多人還未結婚，有的雖已結婚，但配偶住在鄉下，機關的情況實際上類似軍營，又像學校，大家同吃同住，朝夕相處，關系非常融洽，學習和團結的空氣都比較濃厚，顯得很有生氣。
縣委在北堂，兩院一路之隔，大門相對，聯系十分方便。還有幾個安排不下的單位，分散在外面，如公安局先在葦子坑，后遷至傅廟。供銷社、人武部在葦子坑。衛生院、郵政局、文化館等則就近借用戴套樓的民房，作臨時辦公使用。
戴套樓基本沒有什么像樣的店鋪，只有一個裁縫鋪，一個很小的飯店。飯店的經理汪德一，有廚藝，雖然飯店很小，因為別無二店，生意還算不錯。由于實行供給制，機關食堂供應粗糧，只有領導人可吃“小灶”，即供應一點細糧，其他干部只有在生病的情況下，由醫生證明、領導批準，才能享受一天或幾天的細糧待遇。
我們在區里工作時，如果出差到縣里辦事，可吃一次汪德一飯店的細糧面條，回去可以報銷，其余時間，誰想改善生活，只能自己掏錢，到汪家飯店去吃。
戴套樓的交通條件很差，沒有一條公路通往外地，公文郵件全靠自行車送達。為此，縣委、縣政府各有一個交通班，交通班每人配備一輛自行車，都是思想進步、忠誠可靠、身體健壯的小伙子，人人身手不凡，可日行百里。這種狀況直到1953年1月華山縣撤銷，也沒有得到改善。
郵電通訊方面，政府設總機一臺，縣委、縣政府各有一部分機，其它部門用電話到總機室去打。
文化活動的場所不多，一是政府大院的籃球場，二是文化館，三是還有一個供劇團演出的土墻戲園。此外，有才藝的同志也經常編演一些文藝節目，來活躍機關文化生活。
八、舊地重游
1997年10月，是一個碩果飄香的豐收季節。豐縣縣委、縣政府做出一個決定，要為華山縣委、縣政府駐地豎立一塊紀念碑，并舉行揭碑典禮。華山縣的老同志接到邀請時，心情都非常激動。一些老同志想起當年的戰友曾在這片土地上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一些同志曾在這里奮不顧身地忘我工作，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聽到開會的喜訊，紛紛報名參加，揭碑那天，徐州、銅山、豐縣等地來了許多華山縣的老同志。站在紀念碑前，他們悲喜交集。抱病前來的老縣長趙慶昇，發表了講話。
紀念碑正面書寫著“華山縣紀念碑”幾個大字，碑陰鐫刻著由豐縣副縣長王建華撰寫的碑文，全文是：
“公元1944年11月，湖西地委、專署決定，建立華山縣制，組建中共華山縣委和華山縣抗日民主政府。下屬五個部，政府下屬七個科局。1946年11月，華山縣與碭山縣合并建立華碭縣。次年11月，華山縣恢復原建制。1948年10月，華山縣全境解放。縣委、縣政府機關，先后活動于宋樓、季莊、單縣吳溜等地。1948年11月，進駐宋樓，1949年3月遷至戴套樓。下轄七個區：毛樓、陳樓、宋樓、梁寨、李寨、高寨、周寨。歷時四載，于1953年1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決定，撤銷縣建制。縣委歷任書記：李忠、魏欽公、李旭華、李干、吳光道、許光。縣政府歷任縣長：王效斌、李旭華、盧紹善、劉修禮、趙慶昇、沙玉明。華山縣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縣委、縣政府領導團結全縣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建立了豐功偉績，在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為發揚優秀傳統、教育后代，特此立碑，以作紀念。”
時間是1997年10月1日，選擇了國慶節這一天。碑文由書法家孟昭俊書丹。
一張合影照片，記錄了這個歷史時刻。參加那次揭碑典禮的老同志，可以說自縣制撤銷以來的一次盛會。為了不忘這次相聚，茲根據合照留影，記錄于下（依姓氏筆劃為序）：馬德廣、王淑敏、王志五、王亞峰、主永琪、劉守信、孫蘭芳、劉洪勛、朱敦仁、朱淑霞、齊志煥、呂鳳蓮、孫秀芝、孫傳均、武運祥、張存敬、張廣忠、張延合、張昌俊、李義成、李鴻民、李季品、孟憲華、周嵩山、周建芝、趙慶昇、趙厚君、徐家學、程永箴，吳光道和徐光同志的親屬吳明珍、姚建民，豐縣領導同志王體周、王建華、王華超，戴套樓鄉負責人楊亞偉等。許多群眾前來參加這次揭碑慶典。
在華山縣撤銷后，天主教堂曾相繼改為區公所、鄉政府、公社、工廠、電管站、農科站、土地辦及農貿市場所在地，1990年僅剩的一座大圣堂又被糧管所拆除，巍峨的教堂落得片瓦不留。如今，“華山縣紀念碑”和碑旁的涼亭，由于無人管護，亦荒草沒脛，凋破不堪，令人寒心。
九、繁榮小鎮
經過半個世紀的艱苦努力，今日的戴套樓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昔日的荒漠沙灘，變成了花果飄香的樂園。林網如織，道路縱橫，河水清澈，車輛穿梭來往。戴套樓不見當年荒村僻壤模樣，變成了一座亦商亦農的興隆小鎮。走進戴套樓，滿目是鱗次櫛比的樓房瓦舍，商賈云集，欣欣向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套樓果園。豐縣素有“果都”之稱，而戴套樓的果品，一向享譽大江南北，是豐縣果品中的佼佼者，已經成為一個有名的品牌。
據介紹，他們生產的“濃紅型長富2號”等四種蘋果，在全省優質果品的評比中，一次曾獲得過六個獎項，被授予“江蘇省模范果園”的稱號，并頒發了證書。
多年來，原套樓鄉共獲得國家、省、市、縣級獎項107個，其中金牌72個。
現在，戴套樓鄉的建制雖然已被撤銷，但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農民，依然邁開腳步，在建設新農村的道路上闊步前進，小鎮也依然活力四射，煥發著時代光彩！
戴套樓天主教堂，一九四九年，華山縣機關駐地——戴套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