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解放前夕，物價上漲的速度是驚人的。（當時并非徐州一地，國民黨統治區各地皆然）。從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是物價上漲最高最快的時候。徐州中央銀行上報總行“三十七年營業報告”（即1948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所附《央行徐州分行當地物價調查表》即可見其一斑。該調查表內分食糧、日用品、燃料、棉布、其他等五大類，包括白米、面粉、小麥、鹽、白糖、豬油、菜油、豬肉、青菜、肥皂、煙煤、煤油、木柴、炭（無煙煤）、棉花、二十支紗、土布、士林布、杉木板、洋釘及水木匠（瓦工、木工）工資單價等21項。從該表所列“本期決算日價格（1948年6月30日止，下同）與“上期決算日價格（1947年12月30日止，下同）的比較來源，物價上漲的速度極為迅猛，已不是成倍上漲，而是數倍乃至10倍20倍之多地暴漲。如白米每市石（120市斤）上期決算日市價為法幣170萬元，本期決算日已漲至1540萬元，漲幅達9倍；面粉每市斤由12000元漲至85000元，漲幅為7?18倍；小麥每市斤由10000元漲至72000元，漲幅為7?20倍；鹽每市斤由6000元漲至50000元，漲幅為8?33倍；白糖每市斤由16000元漲至27萬元，漲幅高達17倍；菜油每市斤由2萬元漲至34萬元，亦達17倍；豬肉每市斤由2萬元漲至24萬元，達12倍；青菜每市斤由6000元漲至8萬元，亦達13倍之多。各種生活必需品日用品暴漲不已。木材每百市斤上漲10倍，棉花棉紗均上漲20倍之多，棉布、杉木板竟達25倍。從1947年12月末到1948年6月末，短短6個月之內，物價上漲之快幅度之高，均為歷史罕見。為什么會造成如此無法收拾的局面，徐州央行“營業報告”對此亦有分析闡述：“最近我國工商不振，農村凋蔽，經濟動蕩，人心不安，頻年內戰，交通梗阻，物價騰踴，生產萎縮，入超龐大，實為主要癥結”。這是指的國民黨政府面臨的形勢和大局。至于徐州因“位于戰事前哨，四郊難胞麋集，市內軍政機關鱗次櫛比，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各項物資均形成供不應求之象。當地居民因人口增加，物價波動，金融動蕩，民生艱困，經濟情形每況愈下”。“民生疾苦至斯已極矣”。上述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客觀的真實的，它從一個側面反映法幣已無力承擔在流通中的職能。法幣是1935年11月4日國民黨政府實行新貨幣政策，規定以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幣，即法定貨幣，次年2月又增加農民銀行一家，其他各銀行歷年發行的紙幣一律收回停用；同時廢止銀本位制，禁止白銀流通。在徐州流通的法幣面額有1元、2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4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2500元、5000元、10000元15種。1948年上半年法幣急劇貶值，市民上街購買米面糧油等，都要用包裹皮（一塊白棉布或條紋布單。那時還沒有各種輕便箱包），提一包袱法幣方敷應用，物價甚至早晚不同，一日數漲。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被迫于1948年8月20日實行幣制改革，宣布由中央銀行一家發行金圓券，規定金圓券1元收兌法幣300萬元。法幣已形同廢紙。金圓券第一次發行額為20億元，第一次空運徐州的金圓券數額為20萬元。在徐州流通的金圓券面額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等主幣，及1角、2角、5角輔幣券。金圓券發行流通兩個月，不僅未能穩定幣制平抑物價，通貨膨脹反而愈演愈烈，各地均發生搶購風潮，社會動蕩不安。各地方當局緊急采取物價管制和限購物資措施，徐州地方當局規定每人每次限購米3斗（36市斤）、面粉1袋（50市斤）、小麥1石（120市斤）、菜油1斤、白糖4兩、香煙1包、火柴2盒、布料一套、棉紗一小捆。另規定糧食暫禁外運，商店登記存貨，經濟糾察隊在東西南北四區檢查。這些措施實際上已于事無補，難以奏效，物價仍狂漲不已，金圓券再次重蹈法幣覆轍。1948年金圓券改革前，法幣發行額已高達六百多萬億。1948年6月末，中央銀行徐州分行法幣凈發行額也達八萬多億，較之1947年12月末增加5倍。徐州中央銀行幾乎每周都要去總行（設在上海外灘15號央行大樓）領取鈔票，空運徐州，仍捉襟見肘，不敷應用。“營業報告”稱：“券源不裕，領逢困難，盡量節省用券，對提款各部隊各機關極力搭付本票，籍資周轉”。本票是事先印制的空白票據，隨用隨填，以毛筆書寫金額，只限本市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