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9日《都市晨報》報道，徐州淪陷后整一個月的早上，1938年6月19日。家住市區中心鼓樓附近的章寶（時年25歲，初中未畢業輟學，經營小飯館），上街給6歲的女兒章二丫買早點。章寶走到鼓樓南巷口，碰上“抓夫”的日軍，用刺刀逼著，強行推上汽車，從此章寶杳無音信，傳為被日軍抓了勞工。據章寶的鄰居仍健在的葛超說，“徐州城被鬼子抓夫的不止一家”。30年后的1967年前后，這批徐州勞工的下落終于得到揭露。
慘烈的山西大同煤峪口“萬人坑”
時至今日，山西省大同煤礦附近遺有“萬人坑”27處。當地人形容“萬人坑”，“遍地尸骨，人頭如腐瓜”。“文革”期間，對大同煤峪口“萬人坑”進行了發掘。其中的一處有20平米見方的面積堆存著6層厚的遺駭，發現完整的干尸體188具。經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等權威部門的研究鑒定，這些人死于抗日戰爭時期，死者的年齡在14至53歲之間。由于部分死者隨身遺物的發現，其身份、籍貫等進一步得到確認。
最完備的一份資料“只此一人”，“僅此一份”
從袁廷宣的尸骨上衣袋內發現了他們的“資料”，且僅此一份最為完備。在袁廷宣衣的口袋中裝著“身份證明”。 袁廷宣，發證時年“三十六歲”，由“徐州公署簽發”，屬“徐州警察四分局”，證件“編號：第1068號”，其住址為“子房西巷十三號”。
證據一：袁廷宣的《居住證》（外面）。居住證長12厘米、寬8.2厘米。首頁封面豎書有“居住證”三字，蓋有壓滿三字的長方形印章，具體是何內容看不清楚。左書“蘇北徐州市公署”。第4頁封底豎行印著四條“注意”事項。
《居住證》（內面），是為對折的兩頁。左頁為半身正面照片。照片兩下角押蓋著相同的“徐州市警察局四分局審查章”各一枚，印章共12字分三豎行排列。右頁黑框邊蓋有“子房鄉”三個單字的印章。黑邊框內：警察局四分局第1068號，“四”和“1068”為手書填寫。住所：“子房鄉”，為單字印章。下為手書填寫的“子房西巷13號”。氏名：袁廷宣。年齡：三十六才（歲）。職業：苦力。年月日發行：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拾伍日，防疫證前半部為印制的，“四月拾伍日”為蓋的刻字圖章（注：從“氏名”“苦力”和“歲”寫作“才”等處看，《居住證》似為日本人印制和填寫的）。
證據二：袁廷宣的《霍亂預防注射證明書》，第8282號（數字不清晰，勉強能看得出），下角蓋有“李玉琳”陰刻白文方形私章，住所：“子房鄉”鎮、街巷、門牌，姓名袁廷宣，年齡36歲，霍亂豫（原文如此）防注射於29年6月19日，實經注射未訛，中華民國二十九年6月19日，徐州市地方防疫委員會。在“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和“防疫委員會”處，各押蓋有一枚“徐州市地方防疫委員會”正方形印章。
證據三：袁廷宣被抓時的臨時編號布條，為紅色粗布墨書。有以下15字：袁庭軒、駐徐募集所、第三十三號、工人。
證據四：袁廷宣的“燈盒”、木制“燈牌五○四九號”和6根紅藥頭洋火（火柴）桿。
證據五：袁廷宣遺留的《採炭夫工賃》，共有5張。《採炭夫工賃》即每月的“工資單”，印刷的表格雖寫的為漢字，實際均是“日語”。開始的一個月，即第一張記錄如下：工資13.48日元，吃飯扣除9.1日元，共濟金0.15日元，買鞋1.85日元，實領1.38日元。此后三個月，工資由13.48日元削減至9.75日元，飯錢每月扣除在8至9日元之間。到第五個月竟只發1.42日元的工資，而扣除1.40日元，實領的工資僅有0.02日元。
證據六：在袁廷宣的尸骨股骨上連髖骨處的傷殘痕跡明顯，此處表面裹傷的洋灰（水泥）袋紙仍粘貼在尸骸上。
經查，日軍1938年“6月3日，成立徐州治安維持會”。“徐州淪陷不到三個月，…治安維持會的警務科擴大為警察局”。因陸軍先進入徐州，在“軍事上歸日本華北派遣軍統率，行政上隸屬于華北政務委員會領導”。“徐州市公署和銅山縣公署相繼成立”。
1940年前后，徐州市市以下設為四個區，又設四個警察分局。第四區、警察局四分局的管轄范圍為市區東部的三鎮兩鄉：月波鎮、豐財鎮、津浦鎮和子房鄉、黃山鄉。袁廷宣尸骨上裹傷的水泥紙袋殘留因此“蘇北徐州公署”“徐州市警察局四分局”“子房鄉”均有所依據；又據某資料記，警察局四分局局長為“李以琳”，似乎與“李玉琳”的印章也有關聯。袁廷宣的身份證明系日偽政權所頒發，由此得到驗證。
按《居住證》和《防疫證》的資料看，袁廷宣大約在1940年8月份被輾轉送到太原峪口煤礦做“苦力”。從他身上遺留的《採炭夫工賃》推測，大約在5個月之后因傷致殘榨干血汗，折磨而致死。同時這個時期的徐州市《居住證》和《防疫證》也是迄今惟一的發現，既是日軍侵華、掠奪、殘害中國平民的罪證，也是十分難得的地方史資料。
當年幸存工友的見證
楊占山，河北曲陽縣人。他控訴說：我1939年也是“招工”來的。把頭一招人，三百五百湊足一車皮（悶罐子車），一遭拉來。甚么人都有，多大歲數的都有。都是河南、山東的遭苦人。來到礦上后，就給換上破爛衣服，像花紙（類似于今天帶繪畫日文的廣告衫）一樣的衣服穿，一是怕你逃跑，二是扒去的好衣服可以到外邊賣錢。1940年、41年、42年冬天死的人最多，每天得抬出二三十個死人。扔到山溝里，淺淺的埋了。夏天一下雨，飄出的人頭像西瓜。
錢奎寶控訴說：冬天怕冷，工人多取用洋灰袋子，權作御寒，也有用洋灰袋子牛皮紙裹傷的。所以斷殘的骨骸尸體上往往粘貼著洋灰袋牛皮紙片子。
袁廷宣家屬的回憶
1968年的調查，袁廷宣的女兒名袁秀蘭，仍居住在子房山西，袁家原籍銅山縣潘塘六鋪村人。袁秀蘭時年40歲，其父被抓走時10歲。
和袁廷宣系同學關系的胡廣發證明，袁廷宣是日本人抓走的，抓捕的地點在其住家不遠的四道街。據袁、章兩起“抓夫”看來，日軍抓勞工是事先有準備有目標的，被“抓夫”的人，一是有一定的文化；二是青壯年；三是抓捕地點距其住處不遠。
大同煤礦階級教育展覽館的工作人員，從袁廷宣的《居住證》上獲悉他的原籍住址，并找到了他的妻子及家人。他的妻子已是70多歲，從她口中得知在1938年5月19日徐州淪陷時，日軍抓到袁廷宣，要燒死他，所幸逃脫。但第三年的陰歷八月，袁廷宣又被日軍抓去當勞工。從此一去不返，只剩下她和三個女兒，艱難地活了下來。
文革期間十分重視階級教育。1967年3月1日徐州市子房派出所接到大同煤礦階級教育展覽館尋找袁廷宣家人的來信，信很快轉給了他的家人。袁廷宣的侄子袁興仁給大同煤礦階級教育展覽館回了信，敘說了袁廷宣被抓的原委和家庭情況，以供階級教育展示用。信的節錄如下。
大同煤礦階級教育展覽館負責同志：
昨日我們從徐州市子房派出所轉來了袁廷軒（的信息）。我們看了心中異常高興，袁廷軒是我二叔，…（今天）二嬸還在，三十年來未見過我二叔一個字音。我父親…，我奶奶在臨死時還唸叨著她的二兒子。二嬸講：我二叔袁廷軒是在日本鬼子進（徐州的第二年）秋天被他們拉去關外，做苦（工）的。我嬸子就一直拉抱（拉拔，徐州方言）著她的三個女兒…。二叔離家時，我（二叔的）最小的妹妹才三個月。
我的家庭是貧農出身。我爺爺奶奶都出身貧農，滿清后期挑著破爛、行李和孩子討飯從鄉下來徐州城里的。（我父親）袁廷江亡故，子袁興仁（本人），女二人；（我二叔）袁廷軒，（我二嬸）袁呂氏，有三女；（我三叔）袁廷芳，（我三嬸）袁孫氏，有四子三女。
我家現在還住在老地址，只是門牌號變動了一點，即徐州市子房西巷10號。
最后的落款為“袁興仁，1967.3.3. ”。
據《大東亞戰爭總結》記述，日軍占據山西大同煤礦后，瘋狂地掠奪性開采當地的優質原煤，亟需大量的勞工。日本人所稱的“採炭夫”礦上勞工有“里工”和“外工”之分。里工，指原本礦上略懂技術的當地工人；外工，則來源于外地。日軍按占領區當地人口下派“勞工額”，由山東、安徽、江蘇，華北、中原地區硬抓強騙來的平民和“戰俘”被充作“外工”。日軍占領前，大同煤礦有工人5500人，到1943年實際人數為1.8萬人。
日軍占領后的1938年夏天，大同礦發生了有記錄的最早一次礦難。這次礦難后，華北派遣軍僅一次就給大同礦輸送補充了山東籍勞工500人。按時間推算，袁廷宣、章寶等徐州人，都可能在這500人之列。在袁廷宣的“身份證明”布條的背面發現手寫的“徐州三十三號”字樣。因此這批山東勞工僅徐州市區至少也不會少于33人。
據2005年披露的日軍占領區“1938年華北產業開發計劃”，日軍在中國當年實施的是“以人換煤”的計劃。1941年9月11日報告統計，大同煤礦5個月內，有勞工2400人斃命。多時每天達25人，少時每天也有5～6人。8年期間共死勞工多達6萬人。想來徐州鼓樓街的章寶等眾多人也在此之中，只是未發現證明其身份的材料罷了。
［作者注：本文袁廷宣的資料來自2005年9月CCTV-10套節目］
（作者系中國文物學會會員、徐州兩漢文化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