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平男讀苦寒，衰绖入伍抗敵頑。
赴湯蹈火捐新宇，負重含辛攀峻山。
嚴己為人心氣正，虛懷若谷意行堅。
一生跌宕流清譽，千古忠魂感地天。
我的母親王新宇，是一位抗日戰爭初期參加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員。她一生經歷曲折，但始終堅定信仰、百折不撓、樂觀向前，用實際行動譜寫了一曲為革命理想奮斗終身的不朽壯歌。
宿志平男衰絰入伍
母親王新宇，乳名窕，曾用名桂芬、平男，筆名心玉。她于公元1918年2月19日（農歷戊午年正月初九），出生在山東省濰坊市諸城市（縣）相州鎮前徐洞村的一個中農家庭。
我的外祖父王淑言，字善亭，原籍河北省棗強縣，生于廣州，因乳名廣，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農村知識分子。他曾在本村興辦平民小學，免費收貧苦農民子弟入學，也曾帶頭反抗當地惡霸區長的苛捐勒索，雖屢遭迫害仍不低頭，并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政權，深受鄉里百姓敬重,曾當選諸城縣人民政府參議員。我的外祖母王陸正，是一位出身貧寒、勤勞賢淑的農村婦女。
在家庭影響下，母親和她的長兄王拯民、胞弟王魯民、胞妹王樂民、堂弟王樹民，以及侄子王湧、侄女王敏等，早在青少年時期就接受了進步思想，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以后相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其中，王拯民在人民解放戰爭中英勇犧牲。
母親是從一個民主愛國學生走上革命道路的。
她在父親興辦的小學“徐洞華民小學”讀書時，與貧苦農民子弟朝夕相處，結下深厚情誼，對處在舊中國水深火熱之中的勞動人民的生活有深刻體驗和深切的同情；在相州鎮讀高小時，盡管學業成績優異，仍倍受富家子弟的冷眼，深感封建壓迫的沉重。特別是，此時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內憂外患、民族危亡置于眼前。這一切，都使母親從小就滋生了謀求民主、平等，反抗侵略、壓迫的革命意識和斗爭精神。
1933年夏，母親小學畢業，滿懷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寫下“島國倭奴竟逞兇，隆隆炮火向華攻。愚人不知亡國恨，天天猶頌高王經”的詩句。同年，她考入諸城省立第十三中學（簡稱“諸城十三中”），即將原名桂芬改為“平男”。這個名字取“男女平等”之意，充滿“巾幗不讓須眉”的英雄氣概，抒發了少年王新宇立志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壓迫抗爭的革命情懷。
諸城十三中成立于1931年，是一所有著愛國抗日革命傳統的學校。當時，中共早期黨員王盡美之子王乃征和王翔千的幾個子女王希堅、王績、王平權等都在這所學校讀書。母親就是在這所學校里開始接觸到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進步思想影響，為她以后投身黨領導的革命隊伍，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1936年1月，由于父親帶頭抗捐，長兄王拯民被惡霸區長逮捕關押，家遭人禍，我母親被迫失學回家。在家里，她一邊在父親的學校教書，一邊參加勞動，一邊堅持自學。
1937年“盧溝橋事變”，又一次激起母親抗戰的激情。同年冬（農歷10月），她在家庭促成下，與中學同學、進步學生劉子平匆促完婚，準備投身抗戰，共赴國難。
可是，就在婚后不久，母親回娘家省親之際，劉子平因組織抗日武裝，被當地頑固派殺害。
劉子平，諸城辛興鎮堯村人，出身書香門第，大哥劉屏案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在大哥影響下，投身革命并將年輕的生命獻給了中華民族解放事業。
劉子平的犧牲，使王新宇悲痛欲絕，同時也更堅定了抗日的決心。
1938年11月，母親在家人的支持和幫助下毅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從此開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風雨涅槃巾幗須眉
在革命隊伍里，母親起初在八路軍九支隊政治部當戰士。1939年2月，組織安排她到山東省抗日軍政干部學校(地處沂水縣岸堤鎮,慣稱“岸堤干校”）學習（第三期）；同年4月，被分配到八路軍山東縱隊魯南指揮部戰地服務團當團員，主要從事民運工作；5月，在日軍對我魯中南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大掃蕩時，被組織派遣回鄉，在中共山東諸安高中心區委工作；6月，由中共黨員李健修、王卓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即在家鄉徐洞村創建黨支部，并任黨支部書記、諸城城北中心區委婦女委員。
母親在徐洞村黨支部發展的第一批黨員中，就有她的長兄王拯民。王拯民入黨后一直在家鄉堅持黨領導的地方武裝斗爭，曾擔任民兵隊長。1946年，在一次與國民黨還鄉團的戰斗中，為掩護群眾和同志們轉移，他只留下自己一人，打完了子彈，又拆槍砸向敵人，最后被蜂擁而上的敵人用刺刀活活砍死，犧牲的十分慘烈。王拯民犧牲后，被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并在村里為他建了英烈祠。
母親在徐洞村黨支部發展的年齡最小的共產黨員，就是王拯民的長子、我的大表哥王湧。當時，八路軍部隊需要一名年輕、政治可靠，最好是共產黨員的交通員，而村里一時找不到合適人選。大舅王拯民就動員當時只有14歲的兒子王湧前往。經徐洞村黨支部研究，破例發展王湧入黨，送他參加了八路軍。而我母親就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之一。據說，當時母親和大舅找王湧談話，只問了兩個問題：打鬼子干不干？怕不怕死？王湧的回答也很干脆：干！不怕死！就這樣通過了黨組織的考察。以后，“文革”中的造反派曾懷疑王湧入黨的年齡，把他打成“混進黨內的走資派”。當外調人員找到王湧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王新宇時，王新宇毫不含糊地出具了證明材料。
1939年11月，母親被調至魯東南五地委婦委會工作，從此，與家鄉長別，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
天有不測風云。1940年秋，入黨不久的母親就迎來了一次來自黨內的政治風雨考驗。她因入黨介紹人李建修的入黨介紹人涉嫌“托派”而遭株連，受到組織審查，被停止了黨的關系，并由組織確定新的入黨介紹人，為她辦理重新入黨，入黨時間也被改為1940年。其間，她作為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在如此艱苦、復雜的斗爭面前，沒有迷茫，始終堅持實事求是，革命理想不動搖，經受住了黨的考驗。自此，她還將原具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名字“平男”改為“新宇”，以示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世界觀的徹底決裂，和矢志為創造共產主義新世界而奮斗終身的決心。
直到1943年1月，已調于贛榆縣工作的母親才得到組織的“平反”，恢復了1940年以前的黨齡。
母親在離開家鄉以后的革命戰爭歲月里，曾歷任中共魯東南五地委婦委會干事，魯東南五地委民運工作團五分團副團長，沭水縣工作團長，贛榆縣婦救會長，中共濱南地委婦女部長、濱海區婦救聯合總會二分會（濱南）會長，沭水縣婦救會長，中共濱南地委婦聯主任、濱海區濱南專區婦女救國聯合會會長，中共臨沭縣委委員、各救會長兼婦救會長，中共魯中南六地委婦委會書記，中共魯中南濱海地委婦委會書記、魯中南民主婦女聯合會六分會（濱海分會）主任等職。
1947年，母親在臨沭縣委工作期間，因領導土改、動員參軍、和支前等工作，出色完成任務，而榮立一等功，并在濱海區群英會上受到表彰，美譽遠揚。據時任縣委書記的父親李華林以后回憶，那時的王新宇正懷著身孕。她在緊急情況下挺身而出，帶領擔架隊奔赴前線，歷時約三個月，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吃盡了苦頭。
1949年3月至4月，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北京）召開。母親作為婦女工作者代表，光榮出席了這次會議，并在會議期間受到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切接見。
根據母親珍藏在這次會議發的紀念冊中的照片和文字注釋，可以看到會議的盛況，以及母親當時無比激動的心情。她在接受毛主席接見的照片旁是這樣寫的：“在這光榮的日子——四月十二日下午，毛主席與全國婦女代表們相會于北平香山腳下，并對每位代表進行親切的握手！這是我們華東代表團與毛主席握手致敬時的留影。在我們內心交織成了無尚的光榮感，啊！這終生難忘的場面：更增強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念。”
1950年，中共臨沂地委成立。母親出任第一任臨沂地委婦委會書記和山東省民主婦聯臨沂專區分會主任，并兼任地委土改工作團長、蘭陵縣委副書記。
關于母親在戰爭年代的故事，母親從未對我們提起過。她晚年也一向反對給自己寫回憶錄。我和母親一起生活時，年紀尚小，成人后又較早離開了家，一直沒有機會向母親打聽這些情況。只是后來從母親遺留下的個人履歷手稿中了解一些歷史片段，從一些老同志和長輩親戚的口述中，得到母親在戰爭年代十分英勇、能干的印象。
據說，母親口才好，槍法好，還會騎馬。她曾給接受收編的土匪武裝官兵講話，感動得許多人當場落淚。新中國成立后，在一次國慶活動中，徐州軍分區安排地市機關的老同志打槍，深度近視的母親還打中了十環。據我在老家的叔叔李春江回憶，戰爭時期，母親曾路過父親的家鄉，回過一次婆婆家。當時，她是騎著馬、帶著槍來的，英姿颯爽，十分利落，鄉親們見了都很新奇，說“八路軍里還有這樣的女干部”。我也曾一直保存著母親當年用過的馬搭子、草褥套、軍毯、公文包，以后都捐贈給了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收藏。
百折不撓勇攀高峰
建國初期，正當母親滿懷高昂的政治熱情投身新中國建設高潮的時候，她的人生又遭受到一次嚴重的挫折。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 “三反”運動，是黨在全國執政以后保持黨政機關的廉潔，反對貪污腐敗的初戰，對于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鞏固人民政權有著極其重要的積極意義。但事實也證明，由于缺乏經驗等原因，在當時情況下采取群眾運動的方式，許多地方存在著“作計劃，下指標”和“大膽懷疑”、過火斗爭等偏差，傷害了一些同志。對此，黨中央覺察后及時進行了糾正。
我的母親在運動初期就受到這種“擴大化”的嚴重打擊。她當時被不容分說地冠以“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對抗運動”的罪名，受到開除黨籍、刑事處分四個月緩期執行、降級從供給制小包干六等一級（相當于12級）降為24級的處分。運動后期，雖然組織上對王新宇做了重新處理，撤消了刑事處分，改為留黨察看半年，按行政18級待遇，但卻附加一個條件，即必須與時任臨沂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丈夫離婚，否則不予分配工作。面對如此嚴重的組織處分和家庭離異的磨難，母親作為一個革命多年的老戰士、五個孩子的媽媽，仍堅持把革命理想和黨的事業放在首位，毅然在組織派出的公證人（當時的法院院長）見證下，于“離婚公證書”上簽了字。據老同志回憶，當她以時屬臨沂地區的新海連市政府辦事員身份調離時，當時的地委書記曾約她談話，問她有什么意見，要不要申訴。她干脆地回答：“沒有，自己跌倒自己爬！”
以后的事實證明，母親對于那段歷史從未怨天尤人、悲觀絕望、喪失革命斗志。她懷著對黨的事業的一腔忠誠，忍辱負重，更加嚴格要求自己，“一切從頭做起”，邁上了黨性和人格建樹的更高峰。
母親到新海連市以后，得到那里的黨組織和各級領導以及老同事、老戰友們一如既往的關心、理解與重用。她被市委派往云臺區朝陽鄉蹲點搞互助合作運動，試辦初級社到高級社，并擔任工作組組長。
母親在朝陽鄉，始終堅持深入基層、深入農民群眾、深入調查研究、深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她經常只身跑鄉、入村、入戶、到田頭，和社員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打成一片，使那里的合作化運動搞得扎實而有成效。
據母親的老戰友，時任新海連市委書記的梁如仁回憶，朝陽鄉地處云臺山區，那里崖高谷深，幾條羊腸小道連著分散的村落，遇到雨雪天氣，道路泥濘不堪，山上還經常出現很毒的突灰蛇，十分危險。那時的王新宇白天黑夜地從這村跑到那村開會、組織學習，沒有電燈，沒有交通工具，在路上奔波深一腳淺一腳，不管多么累多么苦從無一句怨言。她住在群眾家里，吃的是高粱米、玉米糊，睡的是稻草鋪，在生活上從不計較，還經常關心群眾疾苦。朝陽鄉婦女都親切地稱呼她“王大姐”，有困難喜歡找她解決，心里有話愿意向她敘說。在她離開朝陽時，當地百姓都依依不舍，不愿她走。
1952年，全國正處在農業合作化高潮時期，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各省寫幾篇合作化的調查報告。江蘇省委根據中央要求，選擇了已經劃歸江蘇省徐州地區的新海連市。新海連市委立即組織了調查組，到云臺區朝陽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調查。調查組由分管農業的副書記牽頭，由時任中共新海連市委朝陽互助合作運動工作組組長的王新宇兼任調查組組長。
在這次調查中，由母親負責并執筆起草的中共新海連市委的調查報告《大社的優越性》，被中共中央辦公廳選中編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毛澤東主席親自為該書撰寫了長達2100字的序言和分篇按語，并在《大社的優越性》一文的按語中這樣寫道：“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值得一閱。現在辦的社會主義合作社，為了易于辦成，為了使干部群眾迅速取得經驗，二、三十戶的小社為多。但是，小社的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并…… ”。
關于朝陽社的調查報告被中央選定后，王新宇這個人也引起了徐州地委的重視。1953年7月23日，由中共云臺區委作出決定，撤消對王新宇的處分。自此，母親的人生又迎來了新的轉機。
1954年4月2日，徐州地委、專署合署后成立了生產辦公室。母親被調任生產辦公室秘書科科長，并兼銅山縣大廟區委書記。大廟是地委書記和農辦的工作試點。那時的她，經常往來于試點和機關、地委領導和農村基層干群之間，十分忙碌和辛苦。
1957年2月，在組織的支持下，母親報名參加了南京農學院函授部農學特別班學習一年，期滿后又接著報名參加南京農學院農學專業干部班學習，學制三年，并以全科優良的成績圓滿完成學業獲得畢業證書。
上大學，這對于已是不惑之年的母親來說，無疑是一個新挑戰。她懷著對黨和人民感恩的心情和高度歷史責任感，以革命的精神克服學習中由于年齡大、學歷低等帶來的各種困難。正如她在當時的詩中寫的那樣：“三大敵人都不怕，如今豈懼數理化。革命干勁加鉆研，天大困難也攻下。”她在學習中開動腦筋，拼勁加巧勁，還借助詩歌形式創造了一套幫助記憶，加深理解的學習方法。她的“筆記詩”如《從花到果歌》、《小麥復習雜記》等，在老師和同學中廣泛傳播，成為創造性學習、“活學活用”的范例。她的學習心得和經驗，還被以《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督促著我們要更加倍地努力學習》為題，刊登在當時的院報上。
母親大學畢業后，回到徐州地區工作，歷任徐州專署農林局局長、黨組書記，徐州專署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
據一些老同志回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王新宇主要從事地區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她經常親臨生產第一線，深入調查研究，指導工作，主動為地區黨委當好參謀，為廣大農民服好務。她思路開闊、文筆好、口才好，并親歷親為、以身作則，贏得同事和領導的尊重。她還經常被領導安排到下屬機關、單位和學校作報告，宣講農業農村形勢，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也得到基層干群的普遍好評。
冷眼文革老驥伏櫪
在“四人幫”橫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母親也毫無例外地受到極左路線的無情沖擊。她以抱病之軀，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和實事求是的正確立場，堅持講真話不講假話，堅持尊重群眾不傷害同志。她還經常用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自己切身經歷，開導、鼓勵身邊同志經受住歷史的考驗。
據母親的老同事郭沛雨回憶，1970年他在徐州地區革委會生產組任秘書，為了給“徐州地區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領導寫講話稿，又能得到“紅寶書”（毛選四卷合訂的小版本），熬了兩夜一天交稿，由于粗心大意，在謄清稿子中抄錯一句話，不久，就被調到學習班當作現行反革命批斗。當時因受不過大會批、小組逼，曾萌生自殺念頭，后又違心屈招，進入地區“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由于在干校批批放放，心中郁悶，有一次在田間勞動中與我母親在一起，他低聲問“老大姐，我該怎么辦？”母親擲地有聲地告訴他“不要怕，沒有就是沒有”。郭沛雨聽了她的忠告， “像定了魂似地”，此后雖挨整檢討，都敢于講真話，多做自我批評，三年的“五七”干校終于熬過，最后所蒙冤屈也終于得以糾正與平反。
據母親的老同事李鴻民回憶，“文革”中，徐州地區“革委會”選全國“九大”代表，由于黨組織已經癱瘓，選舉由“革委會”主持，而當時“革委會”大權實際上掌握在軍代表手里。當推選軍隊領導人為“九大”代表時，全場唯一沒有舉手同意的就是王新宇。有人問她為什么？她回答：“我不了解他。”這個回答，在當時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使許多人感到震驚，同時也暗暗地佩服。用李鴻民后來的話說：“全國有個陳少敏，徐州有個王新宇，巾幗不讓須眉，她真的說到做到了”。
陳少敏，山東省濰坊市壽光縣人，1927年參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曾稱贊她是“白區的紅心女戰士，無產階級的賢妻良母”。“文革”中，她是唯一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時沒有舉手的人。母親對這位山東濰坊同鄉一向尊為革命的“婦女領袖”之一。她們在“文革”中雖并無聯系，但不約而同的舉動，卻都驚艷人心。
“文革”末期，母親被“解放”后，利用所任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顧問的身份，以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和無私無畏的革命膽略，為保護黨的干部隊伍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甄別了大量冤假錯案。用她自己的話說，這個時期也是她最感時間緊迫、工作忙碌、精神壓力大并充滿“勝利感”的時期。她也因此受到同志們的普遍尊敬和愛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母親堅決擁護黨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以花甲之軀繼續為黨的工會工作竭盡余熱，歷任江蘇省總工會徐州地區辦事處主任、黨組書記，徐州市總工會顧問等職，直到1983年3月離職休養，時年65歲。
她在任職期間，曾當選正式代表出席工會全國第九次代表大會，離休后又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工會“十大”，在當時的江蘇省工會工作戰線，被尊稱為“老大姐”。
母親對黨和國家的離退休制度是真誠擁護的。她在離休前已經恢復到行政十四級，享受地市級生活待遇。對此，她曾十分坦然地說：“這是我從頭干起來的！”
母親離休后的生活依然充實。她繼續關心著黨和國家的發展，積極參加組織生活和活動，在有生之年游歷祖國的名山大川，訪問各地的老戰友老同事，同時也經常反思自己，并用書法和詩的形式留下不少人生感悟。
母親在離休之初作的一首《感事》詩中寫道：“梅傲冰雪品始珍，友歷浩劫誼更深。頭戴梨花慶解甲，面畫奇紋報光陰。幾經磨礪鋒尚韌，反復實踐理方真。寧肯再學五十載，舉杯共賀全球春。”
1984年秋，母親應邀出席中共諸城縣委舉辦的黨史座談會。據老家的親人回憶，母親自參加革命離開家鄉后，曾于1951年秋冬之際去青島療養順路回過一次家，這次是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家鄉。她在《黨史會上有感》一詩中這樣寫道：“丹桂飄香霜葉紅，參修黨史心緒騰。每因幸存懷先烈，常為繼志學英雄。推倒三山仗前輩，實現四化靠后生。伏櫪老驥情猶壯，晨輝夕照共燦明。”
1984年12月30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宮科技樓落成典禮，母親特作《獻詞》一首賀之：“五谷豐登百業興，科技大樓慶落成。學習研究好陣地，職工素質指日升。”這是她留下的最后一首詩。
慈母情懷多才多藝
母親一貫為人光明磊落、愛憎分明。在她的同事們的眼里既是一個講原則、守紀律、嚴要求、鐵面無私的“女強人”，又是一個平易近人、熱情體貼的“老大姐”。她在生活中對同志、對群眾關心備至，體貼入微，經常將節省下的錢糧衣物等接濟周圍有困難的人，在工作中善于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走到哪里都同那里的干部群眾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同時，母親在我和家人們的眼里，她則既是嚴師又是賢妻良母。
1954年8月，因當時已任臨沂地委書記的父親工作調動，加之母親的工作已相對穩定，按照原來的離婚協議，作為小兒子的我被母親接到徐州一起生活。當時，我4歲，從此改隨母姓。
在我孩童時代的印象里，雖然母親整天忙上班，經常早出晚歸，經常出差，但是只要她在家，就總是和我在一起，給我講革命故事，教我唱革命歌曲。抗戰小英雄王二小，是我人生中最早確立起的英雄形象。《在太行山上》、《抗大校歌》等，我在上小學以前就跟著母親學會唱了。
母親在大廟兼職期間，還帶我下鄉去，把我交給那里的叔叔阿姨，與農村的孩子們一起玩耍，與他們交朋友。母親常對我說：“世界上，農民最辛苦、最偉大，農村最鍛煉人！”這些，都成為我以后從事三農工作重要的思想感情基礎。
1957年，我要上小學，母親要去外地上大學。她對我的生活和學習都作了精心的安排。她關照保姆阿姨不僅照顧好我的生活，還要督促我的學習。她給我買了一支五龍牌綠色花桿小鋼筆和一摞袖珍日記本，要我每天晚上在阿姨幫助下學寫日記，并每個月給她寫一封信。我給母親寫的每一封信，母親都要逐字閱讀和修改，然后寄給我進行訂正。1959年我上小學二年級時，母親又給我買了柳公權的《玄秘塔碑》和顏真卿的《多寶塔碑》字帖，教我學寫毛筆字，同時指導我學作詩歌。我9歲時作的第一首小詩，還被她用毛筆正楷謄寫出來，交我收藏，以資鼓勵。因此，日記、詩歌、書法都已成為我無法割舍的愛好，陪伴至今，使我受益一生。
1959年初，經同事介紹，母親與時任豐縣縣委書記的孔憲質重新組建了家庭。從此我們也有了一個完整的家。
孔憲質也是抗戰初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由于歷史原因，當時他已經有過兩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有四個子女，第二次婚姻有三個子女。他的母親也和他生活在一起。與我母親結合后，他帶過來兩個最小的子女和一位年高的老人。
在這樣一個重新組建的家庭里，母親和養父相敬相愛、共同生活了28年，共同贍養婆婆直到送終，共同撫養我們三個來自不同家庭的子女長大成人，同時還經常與其他非婚生的孩子們保持著親切的聯系。
在母親的影響下，我和兩個一起生活的弟弟妹妹以及其他兄弟姊妹們都相處的很好，至今聯系不斷，親如同胞。
1969年，徐州市冬季征兵開始時，我因參加過所謂“保皇派”紅衛兵和“走資派”子女而不能在學校報名。后來，地委機關組織征兵，我報了名，并且體檢結果是甲級身體。可是，由于當時養父的“外調”沒結束，我被通知“政審沒通過”。
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是我從小的夢想。當時，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并決心奔赴關系緊張的中蘇邊境，為國捐軀。“落榜”的消息傳來后，使我內心十分苦惱。這時，養父決定給我寫信，到山東兗州炮兵某部找他的老戰友去參軍。我們那個大院里就有人家是這樣做的。可是，信在母親的手里，母親拿著這封信卻對我說：“你應該體諒他寫這封信的心情。你已不是小孩子，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歷史要自己寫。如果這樣托關系去參軍，你的履歷該怎么填？”聽了母親語重心長的這番話，我明白了她對我的期望，決定放棄這個機會。后來，我依靠自己的努力報名去了生產建設兵團。養父的那封信，我一直保存著。這件事也成為我走上自力自強人生路的重要轉折點。
在我走上工作崗位，尤其是擔任領導職務以后，母親常提醒我注意改進工作作風，并題寫對聯“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送與我。她還常叮囑我“一定要艱苦樸素，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一定要始終保持高度的組織觀念和群眾觀念”，并為我題寫“嚴己”二字，作為座右銘。這些，都是母親用自己切身經歷總結出的深刻經驗，使我一生受益無窮。
1978年11月7日，我的女兒出生了。這是母親60歲那年有的第一個第三代孫。她十分高興，并根據出生日期給孫女取名“丹寧”，寓意為繼續高舉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旗幟，讓革命傳統代代相傳。在丹寧6歲時，她又以工整的顏體書法為孫女書寫一小條幅：“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希望她健康成長，可見她老人家對下一代的良苦用心。
母親多才多藝，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著廣泛的愛好。
她愛好讀書，家中各類藏書甚豐，對于謙的詩“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無一點塵”最為心愛，常自吟詠，并書贈友人。
她愛寫詩，以詩抒情，以詩記事，在她遺下的諸多大大小小的筆記本和書信中，隨處可見其濃厚的詩思、韻味。我在母親去世后，曾將她的詩作編印成冊，取名《心玉詩稿》，分送親友留作紀念。
她愛書法，自幼在父親的嚴教下，臨習顏、柳書體，頗具功力。親友們向她要字，她都熱情相贈。
她愛下棋，在閑暇時常與養父下圍棋、象棋。母親的棋風也如她對工作的態度一樣，就是敢打敢拼，不怕挫折，不服輸，經常與養父鏖戰至深夜，還意猶未酣。
她愛養花，尤其愛君子蘭、蟹爪蘭和麥冬草，說它們樸實無華，不落俗，且厚積薄發。
另外，她還有一手好針線活，常自己動手裁制衣物，善剪紙、刺繡等工藝。
這一些，在別人看來似乎是她天資聰慧所致，其實，主要是平時勤于學習，勤于動手的結果。在她的書法印章中，最常用的一枚就是“學無止境”。這枚書章傳給我，成了我寫字常用的啟首章。
母親晚年有一個筆名“心玉”，諧音“新宇”，取意“心潔如玉”，源自王昌齡詩句“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這可以說是她一生心跡的深刻表露。
鏖戰病魔青山長眠
1965年，母親因長期積勞成疾，身患胃瘤住院手術治療。她面對生與死的挑戰，表現出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的革命英雄氣概和樂觀精神。她以科學、冷靜的態度，主動配合治療，在手術臺上還用玩笑鼓勵醫生“大膽動刀”。此間她寫的一組小詩《戰斗集》，在醫護人員和病友中傳誦，引起了積極的反響。其中有這樣的詩句：“手術臺上我睡香，白衣戰士揮刀槍。割剪挖補除病苦，妙手回春奪建康。”這也是她當時面對病魔的真實記錄。
1985年12月至1986年2月，母親因患癌癥被送到北京住院搶救治療。當時，由于病情嚴重，住院遇到了困難，在老戰友、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王照華的幫助下，幾經周折才住進醫院。這時，她似乎已經預感到死神的降臨，從滯留在簡陋的醫院觀察室到住進病房的日日夜夜里，自始至終都表現得非常平靜。
為了減輕陪伴的同志和親友的負擔，母親再也不打聽有關自己的病情，從不提出任何特殊要求。當一些在京的老戰友來醫院探望時，她都努力打起精神從容相待，力圖給戰友們留下最后一絲欣慰。劉導生夫婦來醫院看望，事后母親責備我們為什么要驚動那么多老同志。以至于，當我們將母親去世的噩耗電話通報谷牧同志家時，他的夫人還怪我們為什么不早些告訴他（她）們。
1986年2月13日9時20分，母親王新宇永遠離開了我們，終年68歲。
母親在臨終時十分安祥，她的悄然逝去，給后人永遠留下了一個共產黨人視死如歸的美好形象。
母親去世以后，她的來自不同家庭、由四個姓氏組成的十二位子女，聯名將“媽媽”的骨灰安葬在徐州鳳凰山麓，后遷入徐州公墓，長眠于蒼松翠柏之間。
對于母親的一生，正如1986年2月23日，徐州市總工會在沉痛悼念王新宇同志的悼詞中指出的那樣：“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她是中國共產黨的好黨員，好干部，她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業績，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正如1995年母親的同鄉、校友王希堅，在她逝世10周年之際為《心玉詩稿》寫序并作《風入松》詞中描述的那樣：“同鄉同校更同庚，難忘幼時情。抗戰相逢濱海地，群英會，高照明星。勝利晨曦在望，何期噩夢臺風。 失家撤職下基層，江海遠飄零。不顧孤身淪逆境，迎考驗，鐵骨錚錚。揮淚遺詩捧讀，如睹疇昔音容。”
也正如2006年母親逝世20周年時，她的老戰友王照華所作《緬懷戰友王新宇》的詩中給予的高度概括與評價：“朝氣蓬勃女青年，抗戰建國魯中南。前線后方皆奮戰，酸甜苦辣全嘗完。天生一副硬骨頭，順逆環境亦坦然。勤學苦讀攻專業，農科戰線一老干。”
我的母親王新宇的一生，正是一個愛國知識青年在民族苦難危亡中奮起拼搏的一生，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在歷史跌宕曲折中努力前行的一生，也是一個普通妻子和母親在社會變革與生活動蕩中傾注大愛的一生。她用自己普通而不平凡的一生，向黨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充滿正氣的答卷，也為子孫后代留下了豐厚的寶貴精神遺產。
“江山開眼界，風雪煉精神”。這是母親生前在一張掛歷紙背面題寫的詩句。我想，這也正是她一生充滿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鮮明寫照。
親愛的母親王新宇，我們永遠懷念你！
主要參考資料：
⑴徐州市總工會主席朱從義同志在《沉痛悼念王新宇同志》時致的悼辭（1986年2月23日）
⑵臨沂地區婦聯1984年10月編印《臨沂地區婦女運動史大事記（1929—1949）》（征求意見稿）
⑶臨沂市婦女聯合會2008年編《臨沂婦女工作志(1927—2007)》
⑷諸城市婦聯1993年3月編印《諸城婦運史資料》“王新宇傳略”（第239頁）
⑸王新宇《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1985年8月2日）、“我的政治歷史情況（1918-1968）”手稿、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筆記本中所記“政歷情況”，以及有關筆記資料
⑹王新宇“離婚公證書”原件
⑺王新宇《南京農學院函授生證》、《南京農學院畢業文憑》、《南京農學院記分冊》
⑻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上冊第161-16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⑽王紅誼外調檔案材料
⑾南京農學院院報1957年3月16日刊第二版
⑿王新宇弟王魯民、妹王樂民等家人提供的信件和口頭回憶
⒀王紅誼編印《心玉詩稿》
⒁王照華詩《緬懷戰友王新宇》手跡
⒂李鴻民《王新宇的跌宕人生》，分別發表于2016年第三期《徐州史志》（第32-34頁），2016年第5期《連云港史志》（第9-11頁），江蘇省豐縣作家協會主辦文學期刊《枌榆社》2016年第三期（12-16頁）
⒃郭沛雨同志紀念文章《懷念敬愛的王新宇老大姐的一些實事》
(作者系全國農業展覽館原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