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是歷史的收藏者，但往往忘記收藏自己的歷史。每一座博物館在初創(chuàng)時期都經(jīng)歷過一段艱難歲月，都有一些為文博事業(yè)忘我奉獻的領導者。在徐州博物館成立50周年之際，撫今追昔，我腦海總能浮現(xiàn)出幾位已經(jīng)化仙而去老館長的音容笑貌，“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今天博物館的年輕人幾乎連他們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歲月無痕，情落筆尖，我總想把他們的故事寫得更完整一些，遺憾的是記錄他們的文字太少太少。他們都是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盡管沒有什么驚天之舉，但他們在艱苦歲月為博物館做出的貢獻，我們不能忘記。
燕仲生是山東廣饒縣人，1911年出生，1938年參加革命，曾任中共沾化縣委宣傳部部長，后任徐州廣播電臺臺長、燕仲生館長教育局黨委副書記（1953年至1955年1月）。聽說他與當時的領導意見不和，被黜落到博物館，行政級別不降，算是提前養(yǎng)老吧。燕館長到博物館的具體時間我不知道，查到的資料是1964年任博物館副館長，也是第一任館長。從教育局局長到博物館副館長，不知是高職低配還是平級調動，此后的一段時間，博物館的館長、副館長的級別都是縣處級。燕館長身體不太好，1974年后就在家休息，到1979年病故館長職務未免，燕館長在博物館任職有15年，算得上是久任了。
燕仲生是我父親在教育局的領導，又是山東老鄉(xiāng)，我應尊稱他伯伯。1972年，我分配到博物館工作，燕館長又成了我的領導。遺憾的是那時的我還未到“弱冠”之年，與燕館長接觸的時間不長，對于他過去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只是在模糊的印象中能回憶出他的為人處事。
我到博物館的時候，燕館長已到花甲之年，從臉上的皺紋可以看出他的飽經(jīng)滄桑。平日話語不多，坐在辦公室靠東窗的位置，讀報、看書、喝茶、抽煙是他日常中缺一不可的要事。他抽煙絕不浪費，每支煙要嘬到手指拿不住為止，夾煙的手指被香煙熏得焦黃。燕館長清廉無私，秉公正直，耿介不茍，以誠待人，從言語到外表幾乎看不出他是館長，只是展室的鑰匙放在他辦公桌的抽屜里，打開展室要經(jīng)過他。燕館長有山東人倔犟的性格，對上不媚，對下不欺。一次市里面的一位領導帶著客人要參觀徐州博物館，為了面子想要燕館長出面接待，沒有想到的是領導來的時候，他坐在辦公椅上眼皮都沒有抬，從抽屜中拿出展室的鑰匙給我，交待說：“開開門叫他們自己看去。”從這件小事亦能看出燕館長的性格。
燕館長對下屬非常關心。當時博物館的人員很少，只有鄭在陸、張凱慈、張寄庵、劉介夫、唐世欽、李廣欽幾個人。在那艱苦的年代里，他們承擔了文物保護的重任，“文化大革命”期間，閉館自守，為了不使文物被破壞，將二中文廟的八音石、西楚故宮的唐石幢運到了館里保護。在燕館長的帶領下，博物館的老人們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老人們在談到燕館長時無不交口稱贊。1979年，博物館元老鄭在陸先生聽到燕館長去世的消息后，以詩挽之：
傳來噩耗失先知，正值推行四化時。
十載陪從常考古，經(jīng)年睽違動興思。
沉疴渠意醫(yī)難治，德儉由來行足師。
他日云龍山下過，能無腹痛起心悲。
李吉林是河北人，1911年出生，1938年參加革命，部隊轉業(yè)的師級干部，曾任徐州市云龍區(qū)副區(qū)長、徐州市體委副主任，1972年6月調到徐州博物館任副館長，兼文化局機關支部副書記。
李吉林是典型的軍人模樣，花白的頭發(fā)向后梳得一絲不茍，平日喜歡穿著將軍呢制服，部隊作風養(yǎng)成的習慣身姿筆挺，不茍言笑的他臉上總是掛著俊毅的表情。李館長比我們到博物館早幾個月，1972年冬天，就是由他像接新兵一樣，把我們幾個年輕人從文化局接到了博物館。
李吉林館長的身體不是太好，組織上調他到博物館就是想叫他安心休養(yǎng)。不過他是不能適應安逸生活的人，平日所做的就是兩件事，鍛煉身體，努力工作。
那時的博物館沒有會計，更沒有日常維修經(jīng)費，平日的辦公用品都要到文化局財務科報銷。為了整治博物館的環(huán)境，李吉林發(fā)揚了老八路的精神，一切都自己干。沒有票房，李館長就帶領我們幾個年輕人，搜集博物館內(nèi)的殘存磚瓦，自己蓋票房。干起磚瓦匠他一點都不外行，我和夏凱晨、陳浩是和泥的小工。他拿著瓦刀熟練地砌墻，不停地用河北口音喊著“要泥”，我們則學著他的話說“咬你”。沒幾天，像模像樣的票房還真的蓋好了。大殿前院子的道路早已破敗不堪，他帶著我們用水泥、黃沙脫坯做成水泥磚，晾干后鋪地，大殿周圈的道路全是我們自己鋪的。工地上散落的砂子、水泥他都要收集起來，絕不浪費，用他的話說：“進了大工地，滿地全是金。”李吉林是軍人出身，雖然對博物館業(yè)務是一個外行，但對于博物館的行政管理恪盡職守。在缺少經(jīng)費的年代里，博物館的環(huán)境被他治理得院落整潔，窗明幾凈，井井有條。
李吉林喜歡冬泳，冬泳可以鍛煉人們的身體，更可以鍛煉人的意志，1974年，體委的王方杰曾發(fā)表文章介紹李吉林冬泳的事跡，在國內(nèi)有很大的影響。在李館長的影響下，我們幾個年輕人也嘗試著冬泳，我游了幾次沒有堅持下來，陳浩堅持了好幾年。
1975年春節(jié)剛過，他發(fā)現(xiàn)自己吃東西吞咽困難，檢查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是喉癌晚期。其實早些時候他的身體就有異樣，但他沒有告訴任何人，每天帶病堅持著工作。李吉林在博物館工作僅兩年多一點，留給我們的是艱苦奮斗、勤儉持家的精神。
戈巖原名肖恩芳，1919年出生在河北樂亭縣城關鎮(zhèn)的大戶人家，畢業(yè)于燕京大學，解放后在人民日報社任編輯。戈巖的丈夫是智良俊，筆名大智，山西定襄人，北平大學法學院畢業(yè)。智良俊的一生更富傳奇，30年代初在北平上學時就從事地下工作。智良俊與薄一波是同鄉(xiāng)，薄一波是他的入黨介紹人。1931年薄一波被捕入獄，關押在北平國民黨的監(jiān)獄，智良俊參加了營救活動。他與鄧拓、彭雪楓等人有深入的交往，1941年由彭雪楓介紹前往延安，在抗大學習一年，后任《晉察冀日報》編輯、晉察冀新華書店經(jīng)理、中共正定縣宣傳部部長、縣委副書記、人民出版社政治組編輯等職務。1960年初，戈巖夫婦下放到徐州，戈巖任徐州人民廣播電臺臺長；智良俊先為沛縣副縣長，后任徐州醫(yī)學院圖書館館長。1981年4月，二人調回北京，在全國政協(xié)文史研究室任職。二人無子女，戈巖將她姐姐的女兒領養(yǎng)身邊，取名戈小丫，視為己出，疼愛有加。
1975年10月，戈巖館長在辦公56歲的戈巖調到徐州博物館任館長。戈巖沒有把博物館看作是養(yǎng)老的地方，而是將博物館看作她人生的重要陣地，煥發(fā)出全身的熱能，投入到博物館的事業(yè)中，為徐州博物館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戈巖住在博物館西面不遠的地方，步行也就是5分鐘。她把博物館看作是自己的家。每到星期日的時候，他們老兩口一起來到館里。戈館長里里外外忙著她的事情，智老則是在院子里拔草、掃地、澆花。那時博物館院內(nèi)的野草很多，智老拔草很有耐心，一根一根地拔。我經(jīng)常與智老一起促膝拔草，聽到了許多教誨和他的故事。
戈館長是一位慈祥、開朗的人，當面我們稱她戈館長，背后都稱她“戈老太太”。他們二人的工資很高，戈巖是行政14級，智老的級別更高，兩人的工資加起來有300多元，而他們的生活非常樸素。戈巖把職工看作是自己的家人一樣，誰家生活有困難，她都設法幫助解決。有時館里需要買一些日常用品，她都是先拿出自己的錢墊付。記得1982年，他們夫婦已調回北京，我和王黎琳出差北京看望二老，正好智老衣服的拉鏈壞了，兩人正愁著呢。戈館長看到我們倆到來，高興地說：“老智剛說，要是小武在拉鏈就修好了。瞧，剛說完，你們就來了。”我在博物館喜歡手工制作，二位老人還記在心里。
戈巖在徐州博物館期間留下的不止是一些碎小瑣事，更主要的是她為博物館做了許許多多的大事、實事，應當記錄在館史之中。
戈巖剛到博物館的時候，館里的各項條件都很差。辦公室只有一間，陳列面積不足；大殿年久失修，到處漏雨；東院荒蕪，雜草叢生，可以說是百廢待興。戈巖雖不是博物館的內(nèi)行，但畢竟是從北京來的干部，見多識廣，胸有謀略。在大家看來，只要是她想做的事，沒有辦不成的。她的規(guī)劃是，以乾隆行宮的大殿為中軸線，東院建一座碑園，西院建畫像石廊，在云龍山到土山之間，建地下隧道。
在計劃經(jīng)濟的時代，物資非常緊張，每做成一件事情非常困難。只見她每天忙個不停，不是到建委去，就是到計委去，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找市委書記。戈館長是大家閨秀，很有氣場，什么事情她都能據(jù)理力爭，她在北京和地方的熟人很多，大家都很尊敬她，只要是她所求的事情，基本上沒有問題。
70年代，政府預算中人防的錢最多，人防工程中有“平戰(zhàn)結合”項目，就是在保證戰(zhàn)時使用效能的前提下有利于平時的開發(fā)利用。地下隧道和東院建的陳列樓就是她協(xié)調人防的支持進行的。陳列樓面積近1000平方米，地下室按人防的要求去做，解決了文物庫房、陳列室和辦公室不足的問題。
修復乾隆行宮需要琉璃瓦。當時琉璃瓦生產(chǎn)廠家很少，只供故宮和曲阜孔廟的維修。戈巖找到故宮博物院的陳院長，故宮博物院在他們的維修計劃中調撥給徐州博物館琉璃瓦。乾隆行宮東院的碑園，也是在戈館長的一手操持下建成的。
陳列樓、碑園建好以后，戈館長又請故宮博物院支持，在徐州舉辦了“清代帝后生活用品展”，展出了清宮皇室的服飾、珠寶玉器等300余件文物。展出4個月的時間里，接待觀眾30多萬人次。
戈巖十分支持博物館的各項業(yè)務工作。1979年她就籌劃出版《徐州漢畫像石》圖錄。文物出版社的楊瑾社長是她的老朋友，聽說后立即安排到文物出版社的出版計劃。我和王黎琳、蘇樂鑫3人住在文物出版社招待所編稿、改稿，后來由于館里的原因和戈館長的調離，改由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也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徐州博物館還有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事情都是戈館長親手操辦的。1979年，徐州博物館成立了“徐州市革命文物史料征集辦公室”， 1980年成立的“文博齋”，解決了不少文化系統(tǒng)子女就業(yè)的問題。
戈館長為博物館的各項建設嘔心瀝血，大事小事她都努力去辦。當時博物館只有一部海鷗相機，戈巖、智良俊與博物館部分同志在碑園合影。前排左起：武利華 智良俊 戈巖 陳浩；后排左起：唐世欽 王愷 燕林。她知道業(yè)務需要更好的相機，托人在北京印尼華僑那里買了一臺德國的祿來相機，后來又在上海買了一臺箱式座機。1975年前后，不知道她從哪里給館里弄來了一臺21英寸的蘇聯(lián)電子管電視機。這些在當時都是令人羨慕的物件。
1991年，戈巖館長在北京病逝，享年72歲，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遵照她的遺囑喪事從簡，追悼會也沒有通知我們，很是遺憾。
滕尚樸是江蘇銅山人，1926年生，1944年參加革命，同年入黨。解放前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解放后任徐州市委宣傳部干事、京劇團書記、文化局文化科副科長，1973年9月調到博物館任副館長。江蘇省博物館學會第一屆理事。
滕館長是性格開朗、喜歡幽默的人，一臉的絡腮胡子刮得干干凈凈，看起來格外精神。上世紀70年代，夏收的時候文化系統(tǒng)都要下鄉(xiāng)幫助農(nóng)民搶收小麥。滕館長是農(nóng)活好手，他手持鐮刀，揮舞自如，每次都是他第一個割到地頭。休息的時候，我們聚在一起，聽他講段子，逗得大家開懷大笑，完全忘記了田間勞作的勞累。
滕尚樸在任的時候輔助戈巖館長負責業(yè)務工作，二位領導配合得非常默契。他經(jīng)常與張左彥一起探討徐州地方史，遇到一些史書記載不清的事情，就去實地考察。印象中的他戴著草帽，穿著中式便裝，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
1976年，滕館長、張左彥和我一起騎自行車尋找任山館。任山館是唐末龐勛起義大破官軍的地方，也是徐州古戰(zhàn)場之一。史書記載任山館是徐州通往宿州間的著名驛館，在城南30里，找到任山就能找到任山館。我們一行3人騎著自行車沿著望城崗、二十五里橋、三堡一條古道尋找任山，問遍沿途的村民就是沒人知道任山。后來在二十五里橋找到一位老私塾先生，一聊起來才知道“二十五里橋”古稱“飲馬池莊”，任山就是臺上村北的銀山，現(xiàn)在又稱為北山，“銀山”是“任山”的訛讀。聽老先生的介紹后，我們在銀山上找到了一段踏磨光滑的羊腸小道，這就是任山館的舊址，并且在附近意外地發(fā)現(xiàn)一座漢畫像石墓。
1977年，滕館長帶著我一起尋找萬壽祺墓。萬壽祺與閻古古是明末清初的“徐州二遺民”。萬壽祺卒于淮安歸葬徐州，同治《徐州府志》記載墓在“泰山東，奎山西”，民國《銅山縣志》稱“在鳳凰山南”。我們騎著自行車在泰山東一帶轉悠了一上午，最后終于在侯山窩竹園村找到了萬壽祺墓的具體位置，可惜墓已夷為平地。
由于滕館長早年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原因，他十分重視徐州地區(qū)革命文物和史料的征集，對徐州博物館的革命文物收藏有首創(chuàng)之功。1978年調來了張盛榮、曹錦同志，1979年的1月，成立了“革命史料、革命文物征集辦公室”，征集了從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革命文物225件，填補了館藏革命文物的空白。1982年，博物館舉辦了“徐州革命文物展”，1980年，征集辦公室改名為“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 1979年3月，滕尚樸和張盛榮一起在北京積水潭醫(yī)院采訪郭影秋同志，《憶徐州地區(qū)抗日時期武裝斗爭情況》先是在《徐州史料》第一輯刊載，后來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黨史資料叢刊》轉載。1981年，成立了“中共徐州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市委副書記王其華任組長，滕尚樸為辦公室專職副主任，算是調離了博物館。
滕尚樸對子女要求很嚴，女兒滕操犁是徐州市第一人民醫(yī)院眼科主任，長子滕建志是徐州市幼兒師范學校副校長、雕塑家，小兒子滕一農(nóng)是徐州市第二人民醫(yī)院消化科主任。
鄧毓昆是山東蒼山縣人，1928年出生，1942年參加革命，曾任魯南行政公署文書、中共徐州工委機關副指導員、中共徐州市委政治交通員等職，解放初期就被任為徐州市委宣傳部宣傳科科長、徐州市郊區(qū)區(qū)委宣傳部副部長，后來因為一點小問題貶為青山泉中學校長。1980年9月調到徐州博物館任館長，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博物館以往的領導都是縣處級，說是為他“落實政策”，實際上行政級別仍是科級，只是在退休后享受縣處級待遇。
鄧毓昆到博物館的時候，博物館的基建、維修任務基本完成，主要工作開始轉移到考古發(fā)掘、陳列升級、文物保護和文物研究方面。鄧館長屬于內(nèi)向型的人，他喜歡穿著灰色的中山裝，平日緊鎖眉宇，像是在思考著問題。他在任期間做了四方面的大事。
一是組織我們舉辦“徐州地方史陳列”。以前徐州博物館陳列都是文物展覽，沒有一條明確的陳列主線。“徐州地方史陳列”將徐州歷史從原始社會到1840年為止，用館藏200余件文物串接起來，并且將這個時間段發(fā)生在徐州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表現(xiàn)出來。當時由我來主持編寫陳列大綱，統(tǒng)籌展覽事宜。由于當時的文物較少，表現(xiàn)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文物幾乎沒有，館里請賀成創(chuàng)作了國畫唐末龐勛起義，南藝畢業(yè)的陳建華創(chuàng)作了油畫元末芝麻李起義，陳建華還創(chuàng)作了工筆人物畫白居易、劉禹錫、蘇軾等。這個展覽由于文物和陳列面積所限，規(guī)模并不大，但短小精干，濃縮了徐州五千年文化的精華。展出后受到廣大觀眾特別是青少年的歡迎。
二是主持編寫學術著作。鄧館長在擔任博物館館長和之后擔任文管會辦公室副主任期間，編著了3本書。一本是《徐州漢畫像石》，這本書是由他擬訂編寫計劃，我和王黎琳編寫整理，圖版照片由蘇樂鑫完成的，1985年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一本是《徐州史話》，這本書是鄧毓昆和李銀德合著的，1990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還有一本是《徐州勝跡》，由鄧毓昆主編，我和董治祥等人撰稿，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3本書體現(xiàn)了當時徐州博物館的科研水平，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三是進行地面文物保護。徐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成立于1952年，由于領導變動和其他原因，早已名存實亡。1982年，鄧毓昆提議成立第二屆文物管理委員會，鄧毓昆兼任文管會辦公室副主任。他開始組織我們對地面文物進行調查和保護。上世紀80年代，徐州各處開山采石的情況非常嚴重，夾河鄉(xiāng)楚王山的情況特別突出，他多次與市人大副主任張云生、人大科教文委主任張紹俊等一起調查楚王山采石情況。記得當時去楚王山調查采石場時，大大小小的采石場幾十座，山上到處是加工石子、石粉的機器，正在建的還有幾個大的水泥廠，危及了省文物保護單位楚元王劉交墓的環(huán)境風貌和陵墓本身的安全，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停止采石，楚王山就不復存在了，而停止采石則直接觸及到當?shù)剜l(xiāng)鎮(zhèn)和村民的經(jīng)濟利益。他們呼吁立即停止楚王山的采石場行為。此后，加強楚王山漢墓群的保護工作被提到了議事日程，楚王山的采石終于被停止了。
四是申報全國歷史文化名城。1982年，國務院公布了全國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接著徐州市開始了申報第二批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工作。當時徐州博物館負責申報材料的準備。鄧毓昆館長組織了博物館的同志編寫材料，材料中特別突出了徐州的漢墓、漢畫像石、兵馬俑、地下城等遺存。1984年5月，國家建設部召開會議，討論全國第二批歷史文化名城名單，在80個申報城市中，徐州被列入審議名單。1986年12月8日，國務院批轉城鄉(xiāng)建設環(huán)境保護部、文化部關于公布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單報告的通知，徐州被批準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作者系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原館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