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沂市政協委員馬輝（新沂市市委辦）、桂彬（新沂市教育局副局長）、倪寶輝（新沂市新安街道審計站副站長）反映：近年來，青少年因瑣事自殺的案例頻出，作業沒寫完怕被批評，不服嚴厲管教，與父母發生爭執，和同學有了口角等等，一樁樁在成人看來完全可以解決的“小事”，卻讓許多孩子選擇了自殺這一最極端的方法，深究背后原因，既有幼小心靈的脆弱，也有面對挫折時的“走投無路”，更有父母親子關系處理不當的悲哀，歸根結底都是情緒管理的欠缺。

“情商”被稱為本世紀末心理學領域革命性的重大發現，是影響一個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其形成的關鍵時期是兒童和青少年階段。一直以來，情商教育在歐美被廣泛運用與研究。而國內的情商教育引入時間不長，我國中小學階段均沒有涉及情商課程，正規學歷教育全國也僅有幾家高校和職專建立了情商培訓中心。兒童心理專家宗春山指出：“總的來說，國內的研究基本上還處于理論探討階段，進行情商培養實踐方面的研究比較少，對兒童情商培養的研究幾乎沒有。”每一個孩子又都是未來的父母。因此，近年來，我國各類民間教育培訓機構（如各類親子教育機構、素質拓展機構和民辦幼兒園）紛紛瞄準商機，大力宣傳情商培訓，情商教育開始盛行。同時，青少年兒童心理問題的日益突出也加劇了家長的焦慮心理，助長了家長對情商課程的期望值。我國對青少年情商培養的系統研究及情商專業課程體系的系統研發值得重視。

一、美國等在情商教育研究方面的做法

在“情商”發源地美國，自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戈爾曼1995年出版《EQ》后，“情商”概念已深入人心，被人們視為個人應對挑戰、帶來更好發展的重要能力。除了重視情商外，人們也重視“情商”能力的培養，特別在兒童、青少年成長方面。SEL(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社會情感學習)Program就是美國系統地培養兒童、青少年“情商”的計劃。

1994年，丹尼爾·戈爾曼等人成立了社會情緒學習組織，并且建立了專門的學習網站，致力于推動社會情緒學習項目在學校教育中的全面應用，并不斷推進其科學性和實踐性。在深入研究和實踐的基礎上，研究者列出了5種核心的社會情緒能力，包括自我認知、自我管理、社會認知、人際交往技能和負責任的決策能力，旨在提升個體的情緒管理技能和社會交往技能。同時，充分發揮課堂、學校、家庭、社區四方面協同作用，將情商教育覆蓋到兒童、青少年生活、學習的各種場景，并根據兒童的社會心理發展制定了各年齡段的評估標準，成為一個全方位培養的體系。在這一體系下，兒童成長階段的各種問題可以被及時發現、干預和處理。SEL項目研究發現，情商課訓練項目對于孩子學習成績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在參與情商課訓練的學校，50%的學生成績得到提高，學生不良行為平均減少28%，終止學業的學生減少44%，違紀行為平均減少27%，與此同時，學生的出勤率有所提高，63%的學生表現出更積極的行為。經過10多年的研究與實踐，社會情緒學習在具體應用上已經形成了一套較成熟的標準體系，課程教學也已經比較成熟。對于提高學生情商、改善學生學習和生活態度、降低他們問題行為并提高他們的學習成績等方面都具有積極意義。

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球140個國家的教育部發布了社會情緒學習的十大基本原則。

在國外，情商教育正逐步得到法律的認可，2004年以來，美國的情商課程在紐約州，密歇根州，伊利諾斯州等五十多個州被立法成為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必修課。2007年，社會情緒學習組織在紐約召開了第一個社會情緒學習論壇，之后每兩年召開一次，其中2011年主題為“在全球范圍內推廣社會情緒學習—讓我們出發吧。”

越來越多國家重視社會情緒學習。目前，英國、德國等歐美發達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新加坡等數10個國家都已經引入了社會與情緒學習項目，并積極進行推廣。2006年，新加坡教育部將社會情緒能力納入21世紀人才優勝力框架的核心，全面啟動社會情緒學習并納入學校必修課程。

當前我國“情商”培養更多地依賴家庭教育來承擔，零散的校外培訓機構在課程體系設置上，既有直接引進國際的SEL計劃課程直接翻譯而來的，如齙牙兔情商教育；也有自主研發課程體系的，如園和情商教育。但校外培訓“速成班”的模式存在不利影響。

二、我國在情商教育研究方面的不足之處

一是“先天不足”與“后天畸形”一脈相承，生存土壤“貧瘠”。中國教育帶有“重智”色彩，古往今來，“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對青少年來說，如今的教育評價體系往往側重于智力智商方面，忽略了對孩子成長和學習起決定性作用的情商。同時，受考試評價、社會評價的影響，許多學校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智育上，即提升學生統領知識的智慧和運用知識的能力。而且，在智育過程中，作為媒介的知識還遠遠沒有走向智識，走向智慧。“重智”往往僅停留在“重知”甚至“重分”上，部分學校把最重要的培養人格的事情放在一邊，而把知識學習放在核心，情商教育長期未得到重視。當學生出現散漫、缺乏自信、意志力軟弱、進取心不足、自制力不夠、耐挫力不強等問題時，往往被認為是德育素養不高，而忽略了其深層次的根源是情商問題。

二是個人“規避”與集體“沉默”二者暗合，成長空間“受限”。現代社會“工具理性”成為根深蒂固的時代癥結，人們往往極富熱情地追問：這有用嗎？在“致用”文化極盛的背景下，當學生面對與考試及獲得即時性技能無關的教育內容時，往往不加重視。互聯網和數字經濟的發展，促成了現代人的“蝸居”，很多學生選擇將自己“封閉”起來，沉迷于自我世界難以自拔，缺乏交往主動性與價值抱負。拒絕無用、自我封閉的現狀，極大地阻礙了情商的生成路徑與生長空間。而互聯網的普及，讓各個階層的生活一覽無余，年輕人誤以為琳瑯滿目的生活方式，就是生活該有的樣子，一旦被灌輸以世俗成功為唯一導向的價值觀后，就會因自身無法改變現狀而沮喪、失望，甚至絕望。據北醫兒童發展中心所發布的《中國兒童自殺報告》顯示，我國每年約有10萬名青少年死于自殺，平均每分鐘就有2個孩子死于自殺，8個自殺未遂。據英國雜志《經濟人》統計的數據：我國青少年自殺率已經位居全球第一，成為我國青少年排名第二的死因，僅次于意外死亡。而造成青少年自殺的死因，大多是來自于青少年的心理問題。中科院2020年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報告》顯示，我國青少年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重度抑郁為7.4%。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抑郁率呈明顯的上升態勢。與此同時，現代的學生從未主動與集體相遇，“規范”成為聯結個體與集體的原初力量，但也消解了二者間的互動性。在集體面前，個體往往選擇沉默。在學校教育中，情商的缺席得到默許，即使開展了校園情商教育，也多采用說教、談話等單一形式，無形中加劇了學生對情商教育的沉默以及排斥心理。

三是家校“矛盾”與社會“需求”三方共存，培訓班“異軍突起”。長期以來的應試教育讓家庭、學校將教育的最直觀目的—學生的考試成績作為最高追求，家庭作為應試教育的“堅強后盾”，父母們更看重孩子的學習成績。學校在升學率的指揮棒指揮下，情商教育淪為多余，情商教育課程開發、活動設計、專業培訓被長期隱匿，導致我國正規學歷教育以及中小學階段均沒有涉及情商課程。在家校“合力”下，更容易培養出高智商低情商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旦離開校園進入社會，往往會產生不適應。在家校的“友愛”與社會的“無情”之間，充斥著情商教育的巨大灰色地帶，催生了情商培訓班。相對于傳統的培訓，兒童情商培訓課程價格不菲，針對不同的年齡段有不同的課程，但價格大都上萬元。被夸大化的情商“快速養成班”也存在一些問題：破壞了教育的完整性，人為地將教育肢解，仿佛可以將情商從人的各種商能中抽取出來加以模塑；損害孩子天性，本該活潑、好奇、“闖禍”的年齡，卻要被迫學習冷靜、克制；加速了教育功利化；甚至擴大社會性不適，由于其“割裂”的環境并不具備“社會”要素，雖有心引導，卻會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當孩子步入社會，“高”情商反而造成世俗矯情。此外，情商培訓的權威認證、教材開發、教育教學法、環境設計、從業人員培訓等皆有待論證。

三、對策建議

一是堅持系統化原則，構建科學教育實施體系。教育行政部門和研究機構結合我國國情，深入分析和研究我國情商教育的內容，對情商教育的內容進行整體把握，宏觀規劃，系統設計出我國情商培育的具體內容，并對每階段情商教育的具體內容、形式和目標做出明確的規定，構建出一套完整的情商教育體系，使各級各類學校在進行情商教育時有據可依，放心大膽地開展情商教育。

二是圍繞長期性目標，形成全過程提升體系。將情商教育貫穿于學生學習的整個過程，從入學到畢業離校，學校都應持之以恒地進行情商培育，做好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而不是一蹴而就，搞突擊。制定科學的情商測試標準體系，分階段分層次對學生進行情商和心理測試，對每個學生在不同階段的情商水平進行動態監測，并以此為依據，對學生個體進行針對性的情商教育，確保每個學生的情商水平穩步提升。

三是按照多元素要求，完善“三位一體”培養模式。充分調動一切有利因索，加強學校同家庭、社區及校外相關教育機構的聯系，開展豐富多彩的情商教育活動，構建出“學校—社會—家庭”三位一體的情商教育體系。通過“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合的方式，如開展“名人采訪”“模范調查”等活動，讓學生走近真人真事，感受情商的真實力量；定期組織“校友回家”“名人論壇”等情商教育講座活動，將國內外著名教師、企業家等請進學校，現身說法，以增強情商教育的感染力，提升學生情商教育自覺。

（本篇信息被推薦報送全國政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