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在濟南，老同志相遇時，常有人提起曾在白色恐怖下的徐州和濟南開創民盟地下組織工作的江濤聲同志。
江濤聲同志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在法國（應為德國——龔德建注）攻讀醫學時參加共產黨，以后脫黨。抗日戰爭爆發那年，他毅然回國參加抗戰，歷任云南、四川等地幾個醫學院的副院長、院長職務。1946年，他奉民盟總部之命，經當時國民政府的軍醫總署署長、國際紅十字會的上層人士林可勝推薦，到徐州陸軍總醫院當院長。在這里，他以合法的身份作掩護，秘密開展民盟地下組織工作，旋與徐州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取得聯系，為解放戰爭做出許多貢獻。1947年夏季，山東解放區發生嚴重的痢疾傳染病，江濤聲同志得知藥品不足后，冒著極大風險，讓管理藥庫的親戚宋邦智拿出幾箱奎寧、黃胺等應急藥品及油印機一臺、手槍一支、法幣一部分（約幾百萬元），令鄒鐸連夜通知共產黨地下組織秘密運往解放區。
據說事后不久顧祝同到徐州視察軍務時在偽“剿匪”司令部大發雷霆：“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門，是個戰略要地，怎么能讓一個左傾危險分子來當我們的陸軍總醫院院長！”遂下令對江濤聲同志嚴密監視。江濤聲同志已預感到處境非常危險，被迫寫了辭呈。當然立即照準。同時辭職的有莫少彰、史蘭生二人。留下的鄒鐸同志一人接管總務工作，一直堅持到徐州解放。莫少彰、史蘭生二人幫助江濤聲同志辦完了交接手續后提著一個裝得鼓鼓的旅行包奔到江濤聲同志家中認真而得意地說：“報告院長！一切交接工作都已完畢，還剩這些！”
“剩多少？”“五千萬元（舊法幣）！”
“快給老頭子（指沈鈞儒老人）匯兩千萬！”
“是！”史蘭生取出兩千萬元匯給了南京辛志超同志。
這是江濤聲同志最后一次向民盟總部提供活動經費。
江濤聲同志由于多年為革命事業奔波而積勞成疾，能查出的疾病就有嚴重心臟病、肝硬化等。他辭去陸軍總醫院院長職務后，很想去解放區工作。后經徐州地下共產黨工作委員會反復研究，為照顧他的身體和安全，建議他暫回濟南老家，利用廣泛的社會關系隱蔽開展民主黨派工作，做好迎接解放的一切準備。
1947年秋末冬初，江濤聲同志抱病回到濟南，以養病為掩護，積極聯絡親朋友好，秘密開展民盟的工作。他給辛志超同志的一封信中說：“我來濟南后，生意順手，忙不過來，又增加了三個伙計?！币源税抵赴l展的新盟員。據民盟濟南市委副主委王申同志回憶，1948年春，濟南民盟地下組織已有江濤聲、劉友漁、王申、戴秉彝、鞠國華、宋美蓮和另一位女大夫（姓名遺忘）。
當時，他們每星期六晚上到江濤聲同志家中聚會，學習共產黨的文件及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等。這些文件的來源，通常有兩個渠道：一是來自共產黨徐州地下組織，一是辛志超同志從南京通過關系轉來。這種定期聚會，實際是民盟地下時期的組織生活。學文件，分析濟南國民黨軍隊及政府機關、學校的情況和思想動態，然后由江濤聲同志整理成文向上匯報。1948年濟南解放前夕，江濤聲同志鄭重地告訴民盟盟員：濟南即將解放，請秘密轉告自己的親友或群眾，不要驚慌，不要外逃，有條件者盡可能地保護機關、工廠、學校的一切公物免遭破壞，以迎接解放。
濟南解放后的第二天，新任的濟南特別市副市長徐冰同志派交際處長陶稷農同志代表中共濟南市委和特別市政府看望江濤聲同志，并詢問解放前民盟的組織活動情況，還對濟南民盟組織和盟員表示慰問，隨后又派人送來北海幣五百萬元，面粉二十袋，以安排江濤聲同志和其他盟員的生活。這是解放后濟南的盟員親身感受到的共產黨對民盟組織在政治上、生活上的深切關懷。
濟南解放后不久，江濤聲同志被任命為山東白求恩醫學院第二教務長，并當選為山東省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1949年春季應召赴北京參加民盟中央召開的會議，返回濟南后，正當他準備積極開展盟務工作時，肝炎突然加重，病情急劇惡化，于1949年9月10日不幸逝世。這個時間，離開他朝思暮想的新中國開國紀念日只有二十天了，他卻沒能等到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