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農科院是一個地市級農業科研機構，亦名江蘇徐淮地區徐州農業科學研究所，兼稱中國農業科學院甘薯研究所、江蘇徐州甘薯研究中心，初建于1910年清末宣統二年，曾8次搬遷，20多次更名，是國內現存極少數首批建立、在歷次戰亂中延續未斷的農事機構之一。抗戰以前的長期內戰中偏安一隅，初有自育棉麥品種問世。淪陷期間，于敵占、敵后兩區殊途為繼，業務沒有完全中斷。抗戰勝利后恢復建制，返回體制化運作。徐州解放以后，擴大規模，與時俱進，立足徐州，面向黃淮，突出重點，服務全國，現為國家甘薯改良中心、國家甘薯現代產業技術體系研發中心、國家小麥、棉花、水稻、大豆、花生5個現代產業技術體系“徐州（徐淮）試驗站”等國家級科研平臺的技術依托單位，在農業部四次全國農業科研機構綜合實力評估中，連續躋入“百強院所”，位居地市級農業科研機構前列。
我是1956年進入農科院的，1979年起負責所務和黨務管理，1995年2月退休，以后又直接間接參與相關服務。2005-2010年為籌備百年院慶，主持編寫百年院志，2011-2014年繼續整理院史資料，前前后后見證了農科院60年間的艱苦攀登歷程，自己也獲得錘煉心志、陶冶情操、烘焙職守、善終一生的歷史機遇。茲謹簡略憶述60年見歷，供業者參考。
五十年代的闊步拓建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時屬山東省管轄，人民解放軍徐州特別市軍管會接收國民黨江蘇省麥作試驗場和農林部棉產改進處徐州植棉指導區，交徐州市人民政府組建山東省徐州農業試驗場，從解放前職員9人、工人12人的編制，擴大為職員41人，工人49人，實際使用土地面積從解放前230多畝增加到解放后1259.58畝，建立起規模化科研架構雛形。通過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和對工人的階級教育，職工從解放前就業謀生觀念轉變為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服務，呈現改朝換代、欣欣向榮的蓬勃景象。1949年設食用作物、特用作物、園林試驗組及測候組。1950年2月1日，易名山東省立徐州農業試驗場，屬山東省農林廳直管，保留食用作物、特用作物、測候三組。1951年2月7日，復又下放給徐州市建設局，改名徐州市農場，精簡機構，壓縮科研，研究組撤并為技術推廣股。
1953年徐州劃回江蘇省，改名江蘇省雜谷試驗場，設育種、栽培兩系，場地分兩處，總部在東賀村，東店子為繁殖場，并轄淮陰雜谷試驗分場。這一年，江蘇省農林廳分來一批大中專畢業生，又從南方調進一批科技人員和蘇南農訓班學員。1954年改設小麥、雜糧、病蟲、土肥4個研究組。1955年4月改為江蘇省徐州農業試驗站，行政、業務、人事、經費等行政領導歸省農林廳，科研計劃管理受揚州綜合農業試驗站代管（揚州站1957-1958年改稱省農科所），工作范圍面向徐淮地區服務，黨團組織和政治活動歸徐州地委領導，工會組織與徐州市總工會掛鉤。專業設置改為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土壤肥料、植物保護4個研究組。華東農科所1955-1957年派員常駐徐州站，大豆專家費家骍率淮北大豆工作組進行合作研究，對提高大豆研究水平有很大促進，植保系陳文俊來徐合作小麥病害防治試驗。
1955年冬季為建立全國病蟲測報網做準備，農業部干校舉辦第一期病蟲測報訓練班，我隨江蘇組參加學習。1956年4月，省農業廳決定在全省建立7個病蟲測報點。我從測報班結業后即派來徐州承擔旱作物病蟲害預測預報點業務，負責粘蟲、玉米螟、地下害蟲、棉蚜、棉紅鈴蟲、小麥吸漿蟲、小麥銹病7項測報，入徐州農試站編制，成為植保組一員。
植保科研是徐州試驗站傳統研究內容之一，1918-1948年間相繼進行小麥散黑穗病、稈黑粉病、線蟲病、大麥堅黑穗病、棉花苗期病害、各種禾谷類黑穗病、螻蛄和果樹蔬菜病蟲的防治試驗和示范，1922年配合江蘇省昆蟲局在本場設立捕蝗分所捕治蝗害，1946-1948年與省建設廳農林改進委員會、省農業改進所、農林部農業復員委員會、中央農業實驗所病蟲害系都曾進行過病蟲防治試驗和推廣協作。
1950年4月20日，農林部病蟲防治司派員協助在徐州農試場成立徐州病蟲害防治站，屬山東省農林廳直接領導，廳配技術人員5人，場派技術人員4人及勤雜1人，農林部防治司及山東省農科所各派1人協助，李長茂場長兼任站長。全場科技人員參與大力推廣泥水選種、糞種隔離、西力生拌種等方法防治小麥線蟲病、腥黑穗病試驗示范，并作抗腥黑穗病品種觀察和信谷、666毒谷防治螻蛄試驗示范，直至1952年4月該站脫離農場自立于徐州市建設局屬下。
解放初幾年的植保研究內容有，與華東和山東農科所協作進行小麥糞種隔離防治腥黑穗病試驗、油粕防治小麥稈黑粉病及腥黑穗病試驗、華東小麥銹病統一病圃系統觀察和空中孢子采集調查。與蘇北農學院合作大豆食心蟲、豆莢螟研究。自立課題有甘薯黑斑病、高粱黑穗病、玉米螟防治試驗、小麥品種抗腥黑穗病比較、誘蟲燈記錄等。我進站的1956年，油粕試驗、統一銹圃、孢子采集、豆莢螟、玉米螟、抗性小麥品種、誘蟲燈記錄等項目都在繼續進行。1953年以前，病蟲防治試驗和示范推廣都由農學專業人員兼職進行，1954年組建植保組以后，配備大中專植保專業科技人員承擔植保專業研究。
那一時期，每個人的業務路徑都按工作需要和自身條件由領導確定，自選余地不大，植保人員研究內容病蟲不分，我也是病蟲兼顧，除了7項測報項目和組織周圍鄉村的測報網以外，兼管植保組原有課題中與測報有關的誘蟲燈、銹病孢子采集、玉米螟消長調查和指導大田病蟲害防治，野外工作量屬全站最多，整天穿越在農田，但并不感到辛苦，反倒覺得及早掌握當地病蟲底數，力爭多獲新知，以后不致與實情脫節，我就是本著這一態度安身立命，勤于職守，直至年暮。
1956年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科技人員掀起鉆研業務的熱潮。作物生長季節，科技人員室內業務很少，除了土肥化驗室和植保鏡檢、養蟲以外，多數時間都在田間考查記載，男男女女，個個曬得黝黑。室內工作主要是整理田間記錄，填入試驗計劃書副本，偶有帶回室內的考查項目，也就是秤秤數數量量。作物組的裝備只有一把折尺一桿秤和接收解放前的兩臺手搖計算機，雜交用的鑷子、剪刀都得到植保組或化驗室借用，病蟲調查配備幾只手撳計數器，成為眾口稱羨的現代化，都想借去嘗嘗新鮮。晚上沒有什么業余生活，都用來查閱文獻資料，學習專業理論，多數人九、十點鐘休息。植保組學風較盛，天天到11-12點。我是科研新兵，一方面整天的調查數據都得晚上整理，另一方面業務內容頭緒較多，理論基礎不足，必須如饑似渴地廣泛吸收知識營養，由此養成長期開夜車的習慣，至今依舊。這年秋季以前，場部尚未通電，晚上都用煤油燈，每天傍晚由傳達室73歲老工人王繼棠專責給各個辦公室添加煤油。
秋季，我與植保組長吳雁序自告奮勇籌建圖書室，去徐州農校圖書館學習圖書分類方法，植保組抽一間辦公室，從倉庫抬來兩只舊貨架，收集秘書室保管的舊書刊和倉庫兩木箱解放前的老資料，新訂幾份雜志報紙，湊合兩張工作臺和幾張木條凳，每天晚上和節假日向全體職工開放閱覽，兩人輪流值班，直至1960年成立正式圖書資料室。
五十年代，農田作業以手工為主，機械化還很初級，1953年用雙輪雙鏵犁取代流傳千百年的木架犁，1954年配備拖拉機、機耕犁、馬拉收割機、馬拉播種機各一臺，成為徐州地區第一個農業機械化典型，前來參觀的農民、學生、干部、職工兩萬余人，冬季，省農林廳在本場舉辦有各縣農具干部參加的馬拉農具訓練班，我當時在專署建設科搞植保，為應下鄉不時之需，也參加受訓。1956年第一次使用固定式小麥脫粒機，麥收期間工人負責田間收割和運輸，全體干部在脫粒場負責機械脫粒，24小時兩班倒，排成長長的人工輸送鏈，不停歇地往脫粒機頂口傳送麥個，個個灰頭土臉，人人汗流浹背，既盼望早日完成脫粒任務，結束易遭陰雨耽擱的麥場，又盼望脫粒機出一下小故障，可在維修時得到瞬時喘息的機會。脫粒結束之后，緊接著轉入夏種和撈場，夏收夏種突擊期總計45天，每人每天補助4兩糧票、5分錢加班費，一頓美食夜餐。夜餐常常供應一份油炸花生米、咸鴨蛋、油條或油餅。有家的職工一般都拿回家哄小孩，自己喝碗咸湯，吃個饃饃。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初期。
我剛進站時，肅反運動仍在繼續，職員集體食宿，但科研業務已恢復正常，科技人員各司其職。上一年肅反高潮中因歷史問題3人被捕，交清問題后均于1956年秋季釋放，原場長尹聘三退休，農業技術員魏光乾恢復工作，氣象站觀測員胡熙江回街道安排就業。冬季開始，肅反運動結束，解除集體食宿，每天早上的時政學習改為由地委宣傳部統一組織的政治理論學習。領導干部、專業組長和高層次技干編為中級班，學習《政治經濟學》；一般干部編為初級班，學習《經濟建設常識讀本》。經過地專機關統一測驗，倪慧生和我兩人稍后調到中級班。全體工人每天晚上由工會組織學文化，分掃盲班和初小班。我是初小班義務任課教師之一。
管理制度很嚴，試驗用品哪怕一縷棉線，一支鉛筆，一切的一切，均由研究組按月編報詳細預算，經主管領導審批后交秘書股采購，一般不允許計劃外開支，特殊情況由站長特批。私人寫信不得使用公用信箋和信封。除個別病假外，幾乎沒有人遲到早退和缺勤。病事假組隊長只有半天批準權，一天以上須站長批準。1956年夏季，測報技工王慶蘭第一回鬧孕嘔吐，以為是生病，上午向生產大隊長劉云頂請半天假，步行10多公里去市區醫院看病，再趕回下午上班，直接到田頭參加測報調查。她隨身帶一只測報人員專配的舊軍用水壺和一個小饃充午飯，邊吃邊趕路，連8分錢一碗的素面條也舍不得買。
群團組織每周六晚上定期活動，有組織生活和文體活動，工會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支部（1957年5月改名共產主義青年團）互相錯開安排。工會是行政的重要膀臂，文化學習、生活福利、婚喪嫁娶、生老病死、困難補助等，都歸工會管。工會建有互助儲金會，會員每月儲入1%工資，共儲12個月，調離時退還，臨時困難可向儲金會借款。由于職工工資標準整體較低，家庭人口又普遍偏多，工人工資每月20-24元，一人養活五、六口之家司空見慣，個人困難不準借用公款，借互助儲金也有限額，不少職工向私人借款，小債纏身。為解除職工后顧之憂，1957年春季，由行政福利費出資，在救急不救窮的正常困難補助之外，經工會反復調查核實，代職工直接向債主或互助儲金會歸還債款，從沒有發生弄虛作假現象。當年我雖為單身，但老家家累較重，每月37.1元工資，自己的一應開支如伙食費、日用品、團費、工會費、理發洗澡、捐款救災、積攢年關回家路費等只能安排12.1元，遇額外支出，也有欠債，公家代我歸還私人債款25元。
工會操辦職工結婚場面不小，花錢很少，多是借節假日職工聯歡大會舉行集體婚禮，也有個別舉行而邀眾多職工參加，每對新人換一身干凈的藍布中山裝，交5塊錢給工會代買水果糖和一對大紅花，工會主持宣讀結婚證，行禮后分撒糖塊即畢，沒有嫁妝、傢具等開支，只有公有私用的木床。1957年以前沒有新房安排，多是租住農民一小間土墻草屋，1958年結婚者可分住老伙房一間草屋，1959年開始有半間至一間平房，甚或棄用的溫室工作室。這種狀況延續到文革以前。文革期間未婚職工很少，在所內結婚的只有一人，依然給一間平房。我是1958年底職工元旦聯歡聚餐活動中集體結婚的三家之一，共花30元互助儲金借款，5元交工會，25元兩人各買一條外褲，李長茂特批以兩人的單身宿舍換給12平方的大半間招待所做新房，一張公用雙人簡易木床。這張床文革前隨全所家具作價處理以4元價格歸個人，直到1999年被淘汰，整整使用40年。
團支部是黨支部的助手，那時職工中青年居多，除組織事務專門召開團小組或支部會以外，文體、社會活動和政治學習大都吸收團外青年參加，包括義務勞動、技術革新、建青年苗圃等。1957年我被選為團支委，1958年任團支部書記，初夏組織以顏世珍為骨干的技術革新小組，將麥場上滑動拉拽的古傳拉網，安裝雙輪雙鏵犁轱轆，變為滾動拉拽，雖沒有復雜的技術含量，卻大大減輕了拉麥草的勞動強度，一直沿用到八十年代初期使用自走式收割機在田間自動粉碎麥草為止。
1956年冬季，為方便耕地管理，并為擴大試驗田提供后備土地，經省農林廳批準，擬將東店子繁殖場與總場附近賀村鄉農田交換，使試驗場與繁殖場連成一片。1956年實行高級農業合作化，土地從農民私人所有變成合作社集體所有，處置權歸賀村鄉熾原農業生產合作社，經銅山縣政府協調，因東店子土地偏遠，賀村合作社土地又較多，人均3畝左右，他們寧愿賣地而不愿換地，最后以每畝人民幣110元價格購進東賀村700畝農田，總場與分場土地總面積達到1900余畝頂峰規模。
從解放初期開始至1965年，每年冬季都在職工中評選一次先進。開始幾年只在工人中評選生產模范，1956年起，改在干部中評選先進工作者，在工人中評選先進生產者。以榮譽獎狀為主，物質獎勵為輔，象征性的物質獎勵因年而異，有鋼筆、筆記本、茶缸、臉盆、毛巾、絨衣等，1956年發過一次獎金，一二三等先進者每人獎金依次為15元、10元和5元，我被評為一等先進工作者。在反右和大躍進以后的評比中，取消物質獎勵，只頒發獎狀，偶而發一本紀念冊（日記本），每次一等先進也都有我一份。
1957年正式開始“旱改水”試驗。早在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全面展開以后，初級農業合作社普遍建立，徐州地區提出推行低產作物改種高產作物、旱作物改種水稻、兩年三熟耕作制度改為一年兩熟的農業生產改制任務。試驗站當時沒有灌溉條件，用試種陸稻的方法探索稻作經驗，同時停止低產作物高粱的研究，增加高產作物甘薯、玉米栽培試驗以及適應兩熟制的夏玉米育種研究。1956年農業高級合作化以后，“旱改水、低改高、單改雙”的改制要求更加迫切，1957年從農林廳調來留日水稻專家馮明吳組建水稻專業，在東店子分場利用汛期挖塘積水和開溝引水進行水稻試驗，為徐州地區旱改水打前站。徐州工人不會栽水稻，派顏世先到吳縣、金壇、泰興稻區商調和新招13名工人。冬季，全體職工在東店子開挖河道（這條河道使用50年，2006年建宿舍時改為下水道），修建灌渠，第二年栽植132.6畝水稻生產示范田，實現稻麥兩熟，為徐州地區旱改水樹立了典范。經過兩年旱改水的成功試驗示范，試驗站1958年冬季被評為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派水稻生產隊隊長項俊書赴京出席全國先進單位代表會議，毛主席接見全體代表并合影留念。項妻劉新菊是啞巴，逢人即翹起大拇指，宣傳他丈夫見到了毛主席，他家至今還存有大會頒發的紀念冊（日記本）。
1957年4月，發動群眾幫助黨整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號召黨團員帶頭展開提意見競賽，每人至少要向領導提10條以上的意見。為消除顧慮，一改黨團骨干任學習組長的傳統，由群眾自選黨外人士或一般干部主持學習組，要求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人們平時對黨組織和領導人的看法和意見，在大鳴大放中表露無遺，也出現了一些極端言論。人民日報6月8日發表《這是為什么》的社論，整風運動轉為反右派運動，對極端言論開展大批判。
10月15日中央提出劃分右派分子的六條標準：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2、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3、反對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4、分裂人民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5、反對基層單位黨組織的領導；6、為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系、通情報。右派分子屬敵我矛盾，凡符合其中一條即可劃為右派。在整風階段向黨提過意見的人對照這6條，無不戰戰兢兢，生怕沾上右派的邊，特別是第五條極易掛鉤。我因團干部帶頭響應號召，挖空心思提過十幾條意見，把站內一些不良現象掛到黨支部書記兼站長李長茂的官僚主義賬上，也有過驚恐。所幸內部掌握劃定右派分子的比例占職工總數3%左右，僅重點批判了5個人，其他人這才放心。
批判高潮中，我去農業部干校第二期測報班學習一個多月，沒有全程參加批判。1958年春季反右結束，地委反右領導小組批定3個右派分子。一是金偉輝，他看到報紙上登載葛佩琦一段話：“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金偉輝當眾舉雙手贊成，符合第三條標準。二是史晉書，他以農村災年爬樹摘樹葉為食時說：“現在社會主義不是樓上樓下，而是樹上樹下（摘樹葉）”，與第一條標準掛上鉤。三是倪慧生，講“美國鋼鐵產量比蘇聯多，打起仗來保不準誰能勝”，可與第四條標準相聯系，黨支部念其素來有口無心，上報為中右分子，屬人民內部矛盾，地委審批時認為試驗站右派分子比例偏少，他夠得上“反蘇”條件，故批復為右派分子。徐州農校與試驗站同屬農口，我一個熟人許筠蒼被上報為右派，地委反而批定為中右分子，原因是農校教職工右派較多，超過3%。金偉輝定為“極右派”，送往勞改農場勞動教養，史晉書、倪慧生為一般右派，留本場監督勞動。另有秘書股學習組長王書章，叫金偉輝在小組會上不要有顧慮，大膽放開講，因而有支持鼓勵之嫌，經上級審批，被延長預備黨員預備期。經作植保聯合學習組長吳雁序平時謹小慎微，但在鳴放氣氛中對史晉書、倪慧生的言論有共鳴，懾于批判壓力，嚴冬臘月投井自殺。全場職工四處找尋，終被蔣仁成在院外試驗地水井中發現，群起將他救上來以后，把他的未婚妻拾景璜接來，用知錯改錯的政治要求和家人的思念情懷，開導他放下包袱，深刻檢查，黨支部沒有上報給他做任何政治結論。
在反右與科研生產兩不誤的要求下，科研活動照常進行。經過反右運動，職工響應黨的號召成為自動表現，黨叫干啥就干啥，緊跟形勢，不圖任何個人追求。為了避免沾上小資產階級名利思想的名聲，一連好幾年沒有科技人員發表文章。1958年，小麥稈銹病大發生，我整理一份調查報告，送副站長李元泉審查修改后上報，他認為報告內容對小麥推廣品種的選擇、育種配組或有裨益，建議我署名發表，我則建議由他署名發表，互相推讓，結果沒有投稿。
省水利廳于1957年將徐州灌溉試驗站從銅山大吳遷入徐州農業試驗站，聯合進行農作物灌溉試驗，組織管理視為一家，關系緊密。1962年遷往沛縣敬安，1977年又遷回東賀村，1985年再遷往兩山口。
1958年貫徹“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開展大躍進，普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稱此為三面紅旗。秋季，擺擂臺搞超高產衛星田和全民煉鋼鐵，小麥衛星田因增施土雜肥使田面抬高40公分，每畝播種量達百斤以上，第二年春季不得不疏苗，最后畝產還不跟普通麥田。籃球場建滿土爐群，派文書房益三外出參加土高爐煉鐵技術培訓，成為煉鐵技術員，指導職工三班倒輪流煉鋼鐵。晚上和中午經常組織職工參加大兵團加班勞動，以“躍進”作為加班的代名詞，一直沿用到改革開放初期。
1958年進行肅反補課，8人受審查，1人被逮捕勞改，3人被勞動教養，兩人被開除回家，1人維持1956年省級機關結論，1名工人被查出是逃亡地主分子，1959年遣送原籍管制勞動。其中有3人文革后復查平反。植保組原由霍鑾輝負責的玉米螟、金龜子等蟲害研究課題，交給我兼職承擔，1960年以后，我轉以蟲害研究為主，兼管測報，測報業務逐步移交給徐本成和黃佩璋。
1958年底，原屬農業部的華東農科所改為江蘇省領導的中國農業科學院江蘇分院，原建在地區的省屬農業試驗站改為當地專員公署領導的專區農科所，科研管理從省農林廳和揚州綜合試驗站劃交江蘇分院，形成以專區為主的省、地雙重領導體制。這一調整使地區農科機構的行政和業務管理發生兩大變化，一是科研工作在江蘇分院直接統領下更加專業化，二是行政、政務、人事、經費管理歸地委、專署直接領導，與當地生產聯接更加緊密。
1959年1月，經徐州地委批準，徐州所升格為二級局，所黨支部擴建為黨總支，轄干部支部、工人支部和店子支部，李長茂任所長兼總支書記，李元泉任副所長，專業設置改為作物、土肥、植保三個研究組，大力提倡干部參加勞動，行政干部輪流脫產到生產隊勞動，技術干部每人一本勞動手冊，一年必須參加有生產隊記錄的30天以上“勞動日”，誰都不能例外，誰也不敢舞弊。另有6人下放到有關縣的人民公社勞動。那幾年，夏收脫粒人力不足，我幾次連續勞動兩天一夜，國家級突貢專家張柱漢當年戲稱我是“不知疲倦的人”。
1959年開始，國家和省級科研機構派出人員與地區基層科研單位和農村實行三結合，廣泛開啟上下合作的科研模式。經常來徐合作的上級單位有中國農科院作物所、植保所、江蘇分院等。作物所小麥育種專家王恒立等二人駐徐幾年，直接參加徐州小麥育種工作和試驗地勞動。小麥育種程序更加規范化，雜交親本配組更加科學化，為后來育成一大批徐州系列小麥新品種奠定了基礎。江蘇分院組成實力雄厚的徐州工作組，汪宗立、蘇毓啟等幫助徐州所開辟農業植物生理實驗，趙守仁長期與土肥組聯合搞花堿土改良示范基地，錢永慶與植保組共同研究玉米螟赤眼蜂的利用，中農院植保所在玉米螟發生規律和銹病防治試驗示范項目中也與徐州有協作，對提高徐州所相關專業的科研水平發揮很大促進作用。
這幾年，我承擔玉米螟和金龜子的研究課題和病蟲測報雙重任務，從1956年開始研究玉米螟發生規律，1957年起與中農院植保所建立協作交流關系，1959年開始與江蘇分院植保所合作進行玉米螟赤眼蜂繁殖和放蜂試驗，均為形成新的防治策略提供了有價值的依據。金龜子幼蟲（蠐螬）是徐州地區主要地下害蟲，不同蟲種生活規律迥異，1956年開始做測報調查，1957年霍鑾輝立題研究，1958年轉我接手，查清當地主要金龜子種類及其生物學特性，提出與當地耕作制度相結合的土壤藥劑處理控制措施。害蟲測報技術也做了一些改進并在同行中推薦使用，例如苗期棉蚜用反光鏡計數代替翻轉棉葉查數，用漂檢法取代擊落法統計兩種麥蜘蛛，均顯著提高工作效率和準確性。風雨無阻、整夜分小時記錄黑光燈下不同時間活動的昆蟲種類和性別差異，為了解不同類群趨光昆蟲的活動規律和分析以往一些地區采用上半夜誘測資料的局限性提供了客觀依據。
1959年9月，為探索人民公社管理方式的再發展和快速提高生產力的新模式，中共徐州地委決定實行“所帶場”體制，搞集體農場試驗，將郊區賀村大隊劃為徐州農科所“賀村農場”，徐州所全民所有制與賀村農場集體所有制并存，各自獨立核算。調來梁明山、繩兆云分任賀村農場總支書記和場長。所黨總支擴建為黨委，增轄賀村農場黨總支，調來吳泰任黨委書記，李長茂任副書記。隨后建立共青團農科所團委，任命我為團委副書記主持工作。一年以后，調來郭輝任專職團委書記。
農科所派出7人技術組駐賀村農場，張俊武兼任技術副場長，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試驗，幫助建立拖拉機站、電灌站、灌溉渠系、果園、烤煙炕房以及9個副業生產廠隊。農田按溝渠路高標準規劃，耕作基本實現機械化,電力排灌面積達到四分之一，旱糧大面積改種水稻、煙葉、棉花等特種經濟作物。其他科技人員不定期到賀村農場作技術指導，我曾多次到現場幫他們防治病蟲害，又作為團委干部去農場團總支處理團內事務，因而與農場干群和青年有較多交往，一度在第九生產隊集體食堂吃過大鍋飯，也在使用兩用機防治稻蟲時在田頭吃過小灶面條。經過干群短短兩年半的辛苦努力，至1961年底，賀村農場糧食作物畝產提高一成以上，大家畜增加11.1%，豬增加2.15倍，羊增加22.4倍。為解決所內勞力不足的困難，賀村農場派出100名“支援工”，參加所內生產和試驗勞動，所內開工資，體現了所場一家的親密關系。
根據中共徐州地委要求，1959年興辦農業紅專學校，半工半讀，面向全專區培養農村社隊技術員。賀村農場劃出11畝地建校舍，李長茂所長兼任校長，相關專業科技人員兼職授課。共辦兩期，第一期一年，分雜糧、棉花、水稻三系，學員共91人；第二期4個半月，分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兩班，學員共126人。1961年初停辦，校舍改作所內職工宿舍，校址土地由農科所出資退賠。
1959年冬，黨內學習反右傾文件，對右傾思想言論開展批判，主要批判對象是傳播蕭縣大躍進中餓死人的蕭縣籍黨員，蕭縣籍黨外干部也憂心忡忡，怕跟著被批判，后來沒有向黨外擴大。
1960年又一次開展“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反貪污是主要內容。運動期間，接受解放初期“三反”運動的經驗教訓，把查賬作為主要依據，也組織檢舉揭發和坦白交待。涉及面雖廣，查出的問題很少，賬面上超過“貪污分子標準200元”的只有事務長一人，他有時賣饃、菜票只有飯票周轉，沒有現金收入。倉庫管理員自己交代賣倉庫物資不入賬總額超過200元，分場管理員被檢舉偷賣苘麻等農產品超過200元，這3人被定為貪污分子。事務長和倉庫管理員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分場管理員被開除回家，后因他家鄉無法安排，改為開除留場察看。賬上還查出機務隊長用自家鬧鐘發票報銷13.5元，事務員錯簽馬車挽具發票多報34元，出納錯賬未結掛欠61元，這3人均認錯退款，機務隊長自感有失體面，自己要求調回廣西老家。另有幾十名干部因多報出差誤餐補助費而退賠。其實這并非舞弊多報，原規定從所內出發到目的地機關途中的誤餐補助，早餐0.24元，中晚餐各0.48元，后為計算簡便起見，規定去南京單程統予補助1.2元。坐鎮領導運動的地委農工部副部長歷席卿要求嚴格以車票上下車時間為準重新查算，上車前和下車后均不作在途計算，所有去南京出過差的人員，沒有不退賠的，出差越多，退賠越多，最少的十幾元，最多的是所長李長茂125元，我也退交20多元。
在自然災害和浮夸風的雙重影響下，1959年開始，國家發生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政府在各方面采取緊縮政策。1960年，為了省下豬肉償還蘇聯債務，上級號召年內不吃豬肉，夏收夏種期間，勞動強度大，所內按慣例殺了一頭豬慰勞職工，正巧地委工作組在賀村農場蹲點，得知后派歷席卿副部長坐鎮查處，他批評說，毛主席都帶頭不吃肉，你們膽子也太大了！吳泰書記在職工大會作公開檢查，豬肉被腌制封存，直至春節解禁后才作為年關福利分售給職工。同年，專署糧食局懷疑所內私自動用自產糧增加職工口糧，與農業局聯合派檢查組前來清倉查庫，沒有查出問題，但發現職工口糧是農場標準，決定改為工商職工標準，工人從每月45斤降至35斤，職員從35斤降至28斤，再扣減1斤救災糧，實際為27斤。降幅這么大，不少大肚漢發生浮腫病，為此，黨委發動組隊利用十邊隙地集體種植甘薯、南瓜、蔬菜等副食品，實行“瓜菜代”。商品糧有20-30%是粗糧，畜牧場飼料卻耗用不少自產小麥，為改善職工口糧結構，所內向糧食局申請按口糧定量標準以自產糧取代商品糧，把口糧中的粗糧調濟作牲畜飼料，幸獲同意。這種供應方式持續了25年，直到1986年科技體制改革壓減事業費，自產種子銷售收入成為經費補充來源，職工和家屬口糧每年消耗20萬斤種子，嚴重影響經濟收入，也是良種的很大浪費，因此多次向糧食局申請恢復商品糧供應，結局均以供應總指標緊張為由而打回，直到我逕找市政府許仲琳市長親自協調，方獲解決。
國家經濟困難帶給群眾生活的影響不僅僅是口糧，日常消費的方方面面，雞魚肉蛋，蔬果豆腐，布煤油糖，煙酒糕點，甚至火柴、肥皂等，無不憑票供應，自行車、手表、縫紉機等高檔工業品更受內部控制，“開后門”的新名詞逐漸流傳起來。1961年我出差贛榆縣黑林山區采集油松毛蟲作赤眼蜂繁殖寄主，搞得一身繭毛，到供銷社門市部買肥皂，因沒有當地肥皂票無法購買，營業員幫我出主意說：“你可從后門進去找經理”。我用工作證作證明，說明緣由，經理同意了，使我第一次深切體會到“開后門”的含義。當時物資確實奇缺，農技員說山架上裝滿商品包裝紙盒，大部分是空的。1955年開始發布票，一般年份，不分老少，每人每年1丈6尺，鞋襪棉線不收布票，一大家人調劑使用，沒有緊張感，但六十年代初期，布票減發，最少一年只有1尺6寸，買鞋襪棉線都收布票，因而做新衣的人很少，裁縫店普遍開辟補補丁、接袖口、做假領的服務項目。有幾年，不少工人不求雅觀，從倉庫購買日本尿素化纖包裝袋做勞動褲，又省布票又省錢，褲頭上醒目可見包裝袋原有的大字標牌，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分布不對稱。
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地專機關副食品供應也嚴重不足，1959年東店子分場劃出少量耕地交機關興辦蔬菜場，1960年一度并入東店子分場，1961年6月又劃出158畝土地單獨經營，并開設粉條加工廠，1963年7月停辦，土地和廠房退交農科所。
1960年在所內合建徐州專區暨銅山縣病蟲測報站，銅山縣農業局派植保干部兩人、專區植保站派兩人、所內兩人專職參加，開始由我兼管，1964年以后由馬洪良負責，1969年結束。
1961年秋，阿爾巴尼亞土肥專家來所考察。這是解放后第二次接待外賓來訪。第一次是1955年秋季東德大豆專家來徐考察大豆試驗。當時社會環境比較安定，安全保衛工作由所內自己負責，內緊外松，安排幾名工人黨員和團委干部邊勞動邊放哨，不讓外界察覺有外賓來訪，我參加了這次保衛工作。
大躍進幾年，浮夸風固然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損失，但農業改制和農業科研仍有相當發展。第一，徐州地區耕作制度轟轟烈烈的全面變革從這時開始。在1957年農試站先行旱改水試驗的基礎上，徐州地區1958年全面啟動“旱改水、單改雙、低改高”的改制步伐。試驗站科研立題著眼于適應兩熟制的品種和栽培需求，擴大水旱兩熟項目，增列旱作兩熟夏玉米6個試驗項目和7種作物的群眾性生產經驗總結。隨著耕作改制和農田小氣候的變化，病蟲種類和消長規律相應改變，植保科研和測報內容逐步調整，發展到七十年代，從過去研究旱作病蟲為主轉為以水稻病蟲為主。第二，農業科研體制從農業行政管理系列轉入農業科研系列，形成以專區為主的省、地雙重領導體制，對提高科研水平和服務效果有直接效應。各縣（市）在大躍進中普建農科所，徐州所與之建立業務指導關系，為建立所、縣農技聯系渠道打下基礎。第三，農科所組織規模和科研內容大擴充，雖然存在貪大求全傾向，但卻成為后來調整充實的規模基礎。職工擴大近一倍，從1958年102人猛增至1960年201人；行政管理從1959年一個秘書室增至1960年2科4場1站7個科級部門，有行政科、人事科、農業試驗場、店子分場、畜牧場、機務站和賀村農場；專業設置從1959年三個研究組增至1960年10個專業，設雜糧、水稻、經作、油料、植保5系，土肥、牧醫、園藝3組，計劃情報、原子能利用2室，并設立專職圖書資料室。1960年增加油菜、煙草、果樹、綠肥利用、花堿土改良、牧醫、同位素與超聲波利用等研究項目，過去放棄的高粱、谷子項目重又研究。各種作物以大面積豐產為主，以低產變高產為重點，到群眾中總結高產規律，創造高額豐產紀錄。1961年，貫徹“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和“持續大躍進”的要求，開展11種作物大面積平衡增產技術研究，加速良種利用，樹立低產變高產示范。實行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研究室、試驗場、農村基點三結合，研究、示范、推廣三結合，選用8名工人到研究組參加技術工作；大量增加栽培研究課題，對小麥、水稻、甘薯、玉米、高粱、谷子、大豆、花生、油菜、棉花、煙草等11種作物，開展大面積平衡增產技術研究；與江蘇分院徐州工作組結合，設立敬安、雙溝、洪莊及賀村農場4個低產改高產基點，調研低產改造途徑，加速良種利用，樹立低產變高產示范。
這一期間，基礎設施有所改善。1956年配1臺固定式谷物脫粒機，實現小麥脫粒機械化。建植保實驗室115.5平方米，建第一批平房宿舍3幢30戶共840平方米，每戶28平方米。1957年建山芋大屋窖100平方米。1959年建抗旱試驗網室200平方米，1962年用其一半改建甘薯雜交試驗用的暗室。
六十年代的調整充實
因自然災害和大躍進中某些失誤帶來的負效果，國家出現了1959-1961年全局性經濟困難，中共中央1961年貫徹“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國民經濟工作方針，7月19日批示下發聶榮臻《關于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和國家科委黨組、中國科學院黨組《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研十四條”）。這是徐州所走向高層級發展的歷史性轉折，一是精兵簡政，縮短戰線，合理調整機構設置和科技人員結構，建成規范化、規模化科研框架；二是把“出成果、出人才、為農業生產服務”作為農業科研機構的根本任務，壓減非專業活動，保證六分之五的科研工作時間，濃化學術氣氛，建立以科研為中心的新秩序；三是加強知識分子工作，營造又有統一意志、又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1961年初，停辦農業紅專學校。1962年9月，賀村農場恢復大隊建制劃出農科所。1962-1963年撤銷各縣農科所，另建隸屬江蘇分院、徐州所代管的豐縣、東海縣、銅山縣（花堿土改良）三個農業試驗站。1963年，黨委會降格為黨總支，原黨委書記吳泰調出，李長茂兼任黨總支書記，曲廣亭任副書記，轄所內原來的三個黨支部。團委相應改為團總支，原團委書記郭輝調出，組織干事周恕貞任團總支書記，我任副書記。
1962年，在精兵簡政、壓縮城鎮人口的方針指導下，所內機構和職工隊伍精簡濃縮，行政機構減為總務股和農管股，下放一部分職工和家屬。共下放33名干部，占干部總數40%，其中多數為1958年以后畢業的中專以下學歷干部，回原籍當農民或根據自愿留在所內當工人，少數不適應農業科研工作的本專科及老中專人員調往外單位或縣社基層工作，有一名大學本科畢業生下放回上海，因戶口不能入籍又回所。下放20名工人回原籍，其中18人是1958年以后來自農村的新職工，1人1957年進場，表現不好，再1個老工人1950年來自市郊，本不屬下放之列，在當時“七級工，八級工，不如社員一顆蔥”的流言影響下，他羨慕自由市場菜價高，回郊區可增加收入，不聽勸阻，堅持要求下放，沒有多久，自由市場被取締，想回也回不來了。三結合到研究組的8名工人返回生產隊，10多個1958年以后“農轉非”的家屬下放回農村。新調進一批大學學歷干部，又加省薯類研究所撤并來徐，全所干部結構從過去以中專學歷為主變為以大學學歷為主。經過大調整，職工總數從1960年201人減至182人。1964年，原下放當農民、工人的大部分技術人員，又經地委組織部批準恢復干部身份，調往青海、新疆支邊。
專業設置大緊縮，從原10個專業組減為1963年小麥（含水稻）、經作（含棉花、油料、雜糧）、甘薯、土肥、植保5個研究組。課題總數從1961年58項減為1963年33項，研究作物重點從原來以小麥、大豆為主改為以小麥、甘薯為主，課題從育種為主改為育種、栽培并重。小麥、甘薯新品種選育，小麥大面積豐產栽培體系和花堿土改良利用列為全所四大重點課題。適量安排大豆、花生、棉花育種和水稻、綠肥、植保項目，收縮小雜糧課題，取消園藝、畜牧、農機、農業物理等研究內容。研究課題突出高產要求，實行內外結合，建設農村高產樣板和治堿改土樣板，指導群眾開展農村科學實驗運動，組織四項綜合性大面積豐產技術示范，小麥示范點在銅山縣可戀莊大隊，甘薯、棉花在銅山縣佟村大隊，花堿土改良在邳縣占城果園。
薯類研究所撤并到徐州，是徐州甘薯專業跨步提升的起點。過去，徐州所雖是國內最早研究甘薯的單位，開始于1918年，解放以后為實現糧食自給，扭轉南糧北調局面，推行低產作物改種高產作物，甘薯生產面積一度擴大到60年代初期占耕地20%以上，即便如此，甘薯科研一直沒有排上所內重點項目，在全國更排不上位置。薯類所的撤并，就等于全國甘薯科研主力轉移到徐州，成為后來在徐州所建立全國甘薯研究中心和掛牌中國農科院甘薯研究所的源頭。
薯類研究所原是中國農科院1958年建于宿遷，1960年12月下放給中國農科院江蘇分院。1961年春，江蘇分院即作出將其遷并到徐州的打算，派于承祖等將主要品種田間試驗移至徐州，1962年7月正式撤并，盛家廉等13名業務骨干和1名財務人員合并來徐，全部種質資源、育種材料、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科技檔案、書架以及按人配備的辦公桌椅、床鋪等一并移交給徐州所。徐州所蔣仁成、郭吉彬兩人帶領拖拉機連續幾天前往宿遷接運。隨后成立山芋研究組，將甘薯列為全所研究重點，盛家廉、袁寶忠分任正副組長，分別負責育種和栽培項目，成為全所科技實力和裝備條件最強的優勢專業，并很快取得多項研究進展，1962年至改革開放共育成甘薯新品種15個，其中“徐薯18”于1980年、1982年先后獲農牧漁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和國家發明一等獎，為我國甘薯生產作出重大貢獻，聞名國內外。栽培與儲藏研究也取得不翻蔓栽培管理、高溫催芽溫床育苗、留三葉水平栽插、高溫處理防治黑斑病、高溫大屋窖儲藏技術等多項成果，其中“高溫大屋窖儲藏技術”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薯類所撤并來徐，對徐州所科研素質的提高也產生了積極影響。第一，一大批高學歷、高素質科技人員的調入，優化了科技人員結構，全所科技實力和裝備水平提高了檔次。第二，為濃化科研和學術氣氛，提高科研水平發揮了潛移默化的示范帶動作用。第三，“徐薯18”的育成，既為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也為全所增添了光輝，與棉花、花生、小麥育成的幾個高獎級品種一起，極大地提高了徐州所在全國的聲譽和地位。第四，奠定了文革后創立全國甘薯研究中心的工作基礎，也為徐州農科所提高品位檔次、改善設施環境發揮了支撐作用，形成了地方科研單位承擔區域科研任務和國家專項科研任務并駕齊驅的新架構。
1961年冬季開始，知識分子的政治環境獲得重大改變，全所呈現一派寬松和諧氣氛。中央1961年7月批示要求：“做好知識分子工作很關緊要，強調對知識分子的團結和使用，幫助他們走又紅又專的道路，要求和幫助他們踏踏實實做出成績，為社會主義科學事業服務。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運用民主的、和風細雨的、自我教育的方法，改進對知識分子進行教育改造的工作方法。在學術研究工作中必須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更好地使用他們，才更有利于幫助他們進一步自我改造，使他們能夠放心、負責地去做工作。一定要使知識分子敢于講真話，暢所欲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對待知識、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片面認識和簡單粗暴的作風必須糾正，決不允許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當年還傳達了陳毅副總理等關于知識分子工作的講話精神，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提高了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通過一系列宣傳教育，所內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切實提高，不再像前些年那樣被視為資產階級范疇的成員，列為打擊對象，平等待遇得到承認，工作職責得到尊重，工作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生活福利也得到破格照顧，經地委統戰部批準的統戰對象如李元泉、蔡修邦、張俊武、唐世真等少數非黨專家，享受稀優副食品特供待遇，由總務股憑證代購，送到家中。知識分子自身也樹立主人翁意識，能夠放心大膽、舒心自主地搞業務。
《科研十四條》規定了科研機構的基本任務是提供科學成果，培養研究人才；調整研究機構，定方向、定任務、定人員、定設備、定制度，使研究工作相對穩定；正確貫徹執行科學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方針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切實保證他們的科研工作時間，政治活動為科研讓路，科研活動平均每周不得少于5個工作日。
所內采取多種措施確保上述要求逐一落實，圍繞以糧為綱、為生產服務的主線，把提高科研質量和水平放在第一位。政治和事務活動限制在周三、周五兩個下午，為科研讓路。對口配備試驗隊，切實保證科研人力需求和工作時間。組織學術報告會、讀書報告會、外語學習班，推薦科技人員參加全省、全國學術討論會，批準一批留下來的中專學歷青年報考函授大學，樹立熾熱學風，濃化學術風氣，提高科研起點，完善科研秩序，建立規范化科技檔案制度，改變過去“只強調實踐苦干，不注意提高理論水平和學術修養”、“只強調田間試驗，不注意室內考查分析”、“只強調科研總結的內部評價，不提倡個人署名公開發表論文”等等傳統弱點，全所科研生產呈現熱火朝天、蒸蒸日上的興旺景象，知識分子有在數次政治運動之后的第二次政治解放之感。
1961年冬季，黨委書記吳泰責成團委組織青年學外語，要我具體負責。我在解放前學過兩年半英語，解放后又學了一學期，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后提出肅清親美、崇美、恐美思想，樹立仇美、鄙美、蔑美態度，英語課告停，十多年未接觸，丟完了。我先組織英語班，請水利站邱克讓工程師授課，后接受一些老專家建議，農業科技工作學日語可較快發揮作用。吳泰書記動員留日水稻專家馮明吳授課，1962年又請新來的甘薯專家袁寶忠接替，開始有15人參加，苦于買不到教材，只靠馮明吳一本舊課本，讓大家做筆記，中農院植保所胡文繡出差來徐，又抄錄她的學習班筆記作參考。日語班歷時兩冬，以后轉為各人自修。1962年我與吳雁序冒失地寫信給北京大學東方語系陳信德教授求援，獲贈他自著的上下冊兩套新版日語教本，為表示感激，托昆蟲所梁興善回京時帶贈兩人配購的一袋花生米。陳教授熱情洋溢地用日文回信，感謝這份珍稀禮品，鼓勵我們再接再厲，有恒必成。我在文革被關押期間，還偷偷藉日文版《毛主席語錄》繼續學習，初具閱讀文獻能力，為七十年代開展稻縱卷葉螟遷飛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資助。
1961年以前，各專業科技人員只有老專家參加為數不多的學術討論會。1961年以后，各學會學術討論會比較活躍，年輕人員除參加專業總結會議以外，也屢屢參加學術討論會。我過去每年只參加省測報總結和全國玉米螟、粘蟲測報總結會，或為省、地測報訓練班講課，專業學會學術活動一次也沒有參加過。1961年以后，以玉米螟、粘蟲、金龜子研究報告為出席條件，分別參加過1963年上海華東昆蟲學術討論會、北京中國植物保護學會年會和1964年北京中國昆蟲學會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1961年以前，個人署名發表論文存有資產階級名利思想之嫌，十多年中，只有倪慧生、吳雁序與霍鑾輝和我3篇文章。1961年貫徹《科研十四條》以后，放膽署名發表文章者如雨后春筍，1962年至1966年文革以前，全所在專業雜志和各級專業學會論文集發表署名文章56篇，其中有我在《江蘇農學報》《昆蟲知識》《植物保護》及昆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的8篇。
1963年共有7人考取南京農學院函授班， 5人讀農學系，1人讀土肥系，我讀植保系。南農當年對此抓得很認真，教材、函授、面授、作業、考試考查等都很正規，1966年文革開始后停止授課，1984年補發大專畢業證書。
1963年開始，提倡突出政治，走又紅又專的道路，2月2日，《新華日報》發表袁駿貴記者所寫《把青春獻給農業科學事業——記青年技術員李國柱同志》的報導，介紹我參加科研工作的簡況。1964年春季，全所樹立我和張繼友分別為科技人員和工人的紅專標兵。
在抓緊科研主線的同時，遵照省、地委以樣板帶動全局農業生產的決定，徐州所以大批科技力量投入農村高產樣板工作。1963年秋季，先由蔡修邦帶領夏善保在銅山縣大黃山公社可戀莊大隊搞小麥高產樣板，1964—1966年擴大為大黃山、大廟、大吳三個公社15萬畝綜合樣板（簡稱“三大樣板”）和沛縣敬安治堿改土樣板，由徐州地委直接組織領導，地專各單位參加。1964年李長茂所長和老專家帶隊，以樣板點作為新的科研陣地，專業配套，所內所外結合，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派駐樣板點的科技人員占全所科技人員三分之一，1965—1966年擴大到三分之二。重點抓新品種推廣和大面積綜合增產技術配套示范與研究，共組織50個農村青年科技小組，推廣146項成果，開展272項次試驗示范，召開341次現場觀摩會。另在全專區建立17個公社農業技術推廣站示范聯系點，組織14項增產新技術示范，形成農科所——樣板隊——農村社隊聯合繁殖良種新模式。在新品種數量極少的情況下，發動農村社隊，采用稀播繁殖方法，擴大繁殖系數，加快推廣速度。例如，1965年，所內向全專區每個生產（小）隊贈送“徐州14號”小麥新品種5市斤，稀播1畝面積，使該品種很快在全專區普及應用，并向周邊地區擴展，至1975年不完全統計，在蘇、魯、豫、皖等省區年種植面積1000萬畝以上。中國農科院油料所亦派員負責“三大樣板”中的兩個基點隊，開展以大豆為主的示范推廣工作。
我駐樣板點共兩年多，1965年駐大吳公社潘安大隊王臺生產隊，1966年駐大黃山公社可戀莊大隊紅旗新村生產隊，1967年上半年駐可戀莊大隊姚倉屋生產隊。王臺生產隊土粘地洼，沒有灌排條件，旱澇兩憂，生產比較落后。社員窮困，土墻草房居多，我們住在一間泥笆帳草房內，每次大雨，屋外廁所的糞便就會透進來。夏季，社員普遍沒有蚊帳，很多人在風口路邊鋪蓑衣過夜，男男女女，破衣爛衫司空見慣。全村只有低洼處一口水井，大雨后臟水淹沒井口，為獲得比地面污水干凈一點的飲水，家家戶戶都用瓦罐倒著放入井底，再拉正罐口，灌滿底層井水后緩慢上提，減少地表污濁渾水進罐，我們也不例外。駐隊工作組6人，有公社經營管理干部2人，農科所農作物育種栽培2人，土肥、植保各1人，入隊以后，開挖臺田抬高田面，改作棉田，種綠肥培肥地力，非臺田地塊修建引水灌渠改種水稻，全面實行良種化，僅經一年，社員收入激增50%。我白天指導防治農田病蟲害，晚間用敵敵畏和磷化鋅幫社員驅蚊滅鼠。1966年駐可戀莊大隊，該隊溝渠路配套，農田高產水平已經成為徐州地區的標桿，當年任務是進一步提高農田作業規范和建成縣社良種基地。
“三大樣板”增產效果立竿見影，基點隊過去正常年景畝產糧食100公斤左右，皮棉10公斤左右，僅經1964年一年，糧食畝產達165公斤，增產65%，比周圍社隊高15%；皮棉畝產40公斤，增長3倍，比周圍社隊高50%左右。“三大樣板”經驗被推薦到1965年全國第一次農村科學實驗大會，李長茂所長向大會作介紹，并發表于同年第七期《科學通報》。經過2-3年努力，“三大樣板”各生產大隊糧食單產增加5.7—57.74％，皮棉增產4.2—187.0％，油料增產3.2—81.2％，越是低產隊，增產幅度越大，基點隊增產幅度遠大于普及隊。1966年秋季，地委把“三大綜合樣板”擴大為全區100個大隊的“百隊樣板”，在大黃山公社召開“百隊樣板現場會”。會議受文革造反派沖擊，百隊樣板未能實施，“三大樣板”也隨之告停，農科所駐點人員1967年7月全部撤回。
1964年開展學雷鋒活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力倡導大公無私、助人為樂、自覺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整頓社會紀律，并開始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林彪指示解放軍報編輯毛主席語錄，印發給全軍學習，并向社會廣泛傳播，地方人員偶獲語錄本極感榮耀。1966年林彪署名發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經精美印刷裝幀，譽為紅寶書，全國人手必備，隨身攜帶，早請示，晚回報，天天讀，時時用。
社教運動分期分批進行，1966年夏季文革開始后停止。重點社教的縣區和單位，由上級派駐社教工作團和基層社教工作隊，取代所駐單位的領導班子，發動群眾進行嚴厲整頓，本所曲廣亭、吳學文、張承鏞、周恕貞、顏振德等先后脫產參加銅山、新沂、邳縣社教工作隊。農科所屬于面上的社教單位，沒有外來社教隊，每年冬閑季節，參照社教要求，開展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主的“溫水洗澡”，日常工作仍以自然科學工作14條為規范，科研工作第一，科技人員為重，圍繞以糧為綱、為生產服務和提高科研質量為中心開展各項工作。
這幾年，所內科研設施增添較多，1963年新建種子室、圖書資料室、新掛藏室、種子曬場和3幢平房宿舍，1964年全國小麥銹病大發生，周總理指示加強防治小麥銹病的研究工作，1965年農業部投資援建小麥銹病專用溫室340平方米（附設水塔），投資建甘薯高溫防治黑斑病儲藏庫180平方米。
1956年以前，房亭河河道平時干涸，只作雨季過洪，1957年疏浚后在低洼河段夏季可提供灌溉水源。東賀村場區位于房亭河南側，地勢較高，非雨時段水體較淺，灌溉仍不能常態化。1965年，地區水利部門在場區北側至大運河之間開挖一條荊山引河，引入運河水，保持房亭河充足的灌溉水源，所內隨之建成電灌站和溝渠路配套的灌排渠系，為實現全場旱田灌溉和水旱輪作創造了條件。1970~1972年及1981~1982年房亭河又進行大規模拓浚，此后水流常年不斷，灌排渠系至今仍在使用。
1965年由團總支發動，組織團員、青年職工，連續五、六天，利用夜晚義務勞動，在院內填平一段溝坑，形成小廣場，供室外開會和放映電影等大型活動使用。不少中年以上職工也自動參加。
這一期間，科研工作引進一些新方法、新材料，如甘薯規模化誘導開花雜交育種、小麥、甘薯新親本材料、粘蟲遷飛高空探測和染色標放回收技術等。全所學風盛了，學術氣氛濃了，科研成果增加了，通過選育和引進鑒定，肯定17個可以推廣的作物新品種，包括小麥品種7個（徐州1、3、4、6、8、14號及濟南2號）、棉花兩個（徐州1818、1214）、甘薯3個（群力1號、群力2號、新大紫、）、高粱3個、大豆兩個。還取得一批優良新品系和栽培、土肥、植保多項有影響的成果，如“阿夫”小麥千斤栽培技術、綠肥引種推廣、甘薯大屋窖貯藏技術、甘薯薄膜育苗、高溫火炕防治甘薯黑斑病、小麥銹病、粘蟲、玉米螟、螻蛄發生規律和防治技術等。徐州209棉花新品種1965年獲國家發明獎。
我在這一階段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粘蟲和螻蛄。粘蟲是徐州小麥、谷子的成災性害蟲，1954年大發生，防治被動，損失慘重，新沂縣縣長曾為此向農業部檢查組作檢討。過去，各地一直視其為本地蟲源。徐州的調查研究從1956年4月搞測報開始，誘蛾資料在文革中都未間斷，延續到1987年7月，歷時31年，為全國最長。1959年以后，中國農科院植保所和中科院昆蟲所推斷它可能是季節性遠距離遷飛性害蟲，徐州是南北往返遷飛接力區。1961-1965年，昆蟲所選擇徐州所作為研究基地，建立粘蟲遷飛規律研究的長期協作。中科院院士馬世俊所長親臨安排，派梁興善常駐，另有四、五人階段性來徐，在發生消長規律、遷飛特性、高空蛾群遷移動態的探照燈觀測、標放回收、異地測報信息交流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1962年5月28日至6月5日，同時在徐州（藍色）、郯城（紅色）標放20萬頭染色蛾，1963年5月30日至6月14日同時在徐州（藍色）、臨沂（紅色）標放55.7萬頭染色蛾，1963年6月13～26日在遼寧、吉林6地回收6頭，其中徐州到吉林梨樹的1頭藍色蛾飛行直線距離1100千米，加上其它標放回收結果，證實粘蟲季節性南北往返遷飛的正確性，所內研究結果1975年在昆蟲學報發表。1975～1980年農業部將褐稻虱、粘蟲、稻縱卷葉螟的遷飛規律研究列為國家科委重點項目，中國農科院植保所再度主持全國粘蟲遷飛研究協作，徐州所參加主持稻縱卷葉螟課題，同時參加粘蟲協作。
螻蛄是徐州地區分布最廣、為害期最長、經常造成嚴重損失的地下害蟲，1961年在220萬畝地下害蟲為害面積中，螻蛄占80％，一般為害缺苗5～20％，重者50％，甚至耖種。1963～1966年進行生活史和防治技術研究，陳學禮負責生活史觀察，我負責防治試驗，文革告停。1964年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在徐州拍攝《防治螻蛄》科教片，我任技術指導，陳學禮也做了不少工作，制片廠給了50元稿費，全部交給工會作職工福利。
（作者1935年出生于江蘇泰興，1953年參加工作，曾任徐州市農科所黨委書記、所長，中共十二大代表，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