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這一階段，家鄉放電影都是縣電影放映隊去放。由于我的家鄉邢樓村地處偏僻，屬三縣（睢寧、邳縣、銅山）接壤處，因此，每二、三個月才能看上一場電影。聽我們生產隊社員邢印豐講，他看的第一場電影是一九五幾年（記不清了）在廟山大隊部放映的，當時我們邢樓村隸屬廟山大隊。他說看的第一場電影是《白毛女》，放映時只有影像，沒有聲音，屬無聲電影。我聽后很是納悶，電影怎么會沒有聲音呢？我看的第一場電影是1958年10月在廟山大隊部放映的，電影的名字是安徽黃梅戲《女駙馬》，女主角是嚴鳳英。那場電影既有影像又有聲音，跟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無異。我當時正在拐山小學上一年級，從我們村到拐山小學正好途徑廟山村。放晚學后，我和既是同桌又是鄰居的二啞巴看到廟山大隊部的大場上搭起一塊白布，白布的兩端栓在兩根高竿子上，我倆很是好奇，不知這是什么玩意兒，還以為是誰家晾曬的白氈布呢。聽圍觀的人講，這是電影，須等到天黑下來才能放映。我倆又犯起了嘀咕，電影又是哪路神仙？由于好奇心驅使，我倆商量了一下，索性等著看完電影再回家，到底要看一看這叫做電影的是個啥玩意，還有人說電影是電催生出來的呢。那晚，我們一直到看完了電影才和邢樓來看電影的人們一道兒回家。
到了1962年，我們不再屬于廟山大隊，而是邢樓村單獨成為一個大隊了。當時放電影是按大隊排序的，自然村是輪不上的。我們邢樓村既然成為一個獨立大隊了，自然也就有放電影的資格了。仍是屬于縣電影放映隊來放電影，還是兩三個月才能輪上看一場。當時文化生活稀缺，特別是偏遠農村，更是奇缺。因此，電影這種高科技的文化產品便成了香餑餑。
當時農村放電影，根本沒有什么電影院、大禮堂之類的場所，全是露天放映。在大場上豎起兩根高竿，拉上電影銀幕，再擺上一張八仙桌，放上放映機，便可放電影了。下午三、四點鐘，銀幕就拉上了。晚飯前，大隊干部便在廣播里播放來電影的消息：“廣大社員同志們，今天晚上大隊有電影，請吃完晚飯來大隊看電影……”這樣反復地播送幾遍，盡可能地做到家喻戶曉。其實，不用大隊廣播，小孩子們早已把來電影的消息傳遍整個村莊的每個角落，而且很快傳遍十里八村，連十里八村的小青年和小孩子們也趕來看電影，往往電影場被擠得水泄不通，擠丟了帽子和鞋子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在小孩子眼里，放電影比過大節、過大年還要熱鬧，還有吸引力。大人們聽說大隊來了電影，也很激動，早早地做晚飯，吃完晚飯就到電影場來了。小孩子們大多不吃晚飯，怕吃了晚飯就搶不到好地方，耽誤了看電影。他們大多在太陽沒落山之前就拿著板凳來到電影場搶地盤，有的放板凳占地方，有的則用石碴、碗碴劃線預留地方，不僅自己要占據好地方，還要給好朋友預下好地方，還要給家里人預下好地方。為此，小孩子們經常吵架，有的竟動手打得頭破血流的。此外，還有賣花生、賣瓜子、賣香煙、賣兒童玩具的小商販們也早早地來了，傍晚時就已擺好攤位。賣主還把撥浪鼓搖得“哐啷啷”響，一邊搖一邊吆喝著叫賣。還有賣糖球的為吸引饞嘴的小孩，故意把插放糖球的掃帚舉得高高的，一邊喊著：“糖球，糖球，甜掉牙的糖球嘍……”
放映機鏡頭的強光射到銀幕上，電影就要開映了。照例是要請大隊干部講話，大隊干部必須從人堆里鉆過去，才能到達放映機跟前。有時不是踩到這個人的腳便是碰到那個人的腿，“哎喲喲”的尖叫聲不時地傳出來。大隊干部首先代表全大隊干部群眾對電影放映隊的同志不辭辛苦來本大隊放電影表示熱烈的歡迎，并表示衷心的感謝！這時，場上響起稀稀落落的掌聲。有的時候，大隊干部還要趁機布置第二天的農活，他把電影場開成了社員大會。人們都急著看電影，有的人聽得不耐煩了，罵道：“哪那么多屁放，屁眼子老是關不嚴門！”有的人罵道：“人家是來看電影的還是來聽你放屁的，煩死人啦！”有的小孩急著看電影，便趁機出洋相，把食指彎進嘴里學起雞叫來，一邊大喊：“快放電影，雞都叫了！”；有的將五指組合成各種各樣的小動物，對著強光映在銀幕上，有的在嘻嘻地笑，有的在大聲喧嘩，有的人爬到柴垛上，有的人爬到大樹上，還有的人來晚了，再也找不到地方，便跑到銀幕反面去看。藏在樹上的小孩子不時地扔下幾個爆竹，“啪啪”幾聲，以此擾亂大隊干部講話……凡此種種，放映前的電影場熱鬧得像是開了鍋！
電影終于開映了。場上頓時鴉雀無聲，人們都在聚精會神地看電影。放電影總是先放幻燈片。幻燈片是將宣傳畫畫在玻璃板上，用手推著換片，將玻璃板上的畫面投射到銀幕上，多是以漫畫的形式宣傳現階段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或是村規民約之類的內容。接著放映中央新聞記錄電影制片廠出品的新聞紀錄片，內容大多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外國政要或是出訪世界某些國家和地區，也有宣傳國內外形勢的片子。社員們稱這兩種片子為副片，即加映片，就是附加的意思。通常這兩種片子放映時間很短。最后才放映故事片，社員們稱其為正片。正片放映時間長，且故事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尤其是戰斗故事片，為人們所最愛。看到熱鬧處，有的人竟情不自禁地叫出聲來，有的人還會哈哈大笑，還有的人在竊竊私語，議論著電影中的某些情節……似乎每個人都進入了電影里的角色，融化到電影里去了。
幾乎每次放電影都是這種“三段式”，成為一種固定不變的模式。
每次電影放完之后，電影內容便成了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街頭巷尾，田間地頭，出工干活的，趕集上店的，鍘草喂牛的，燒鍋做飯的……人們見面只要開口說話，便是清一色的電影里的故事情節。有時一家人圍桌吃飯也能拉呱起電影來，有的還爭辯起來。特別是生產隊里男女勞動力聚在一起集體勞動時更要啦起電影，有的說，咱這國的那個老八路可真牛，竟敢從壕溝里站起來端起機關槍掃射鬼子，嘟嘟嘟，嘟嘟嘟……一口氣撂倒幾十個，小日本竟像谷秸個子一樣爭相倒地，狗娘養的小日本也是肉做的，擋不住槍子，一個個趴地狗吃屎，真解恨；另一個接著話茬說，你可知人家老八路是八代血貧農，人家跟共產黨打鬼子，那才叫鐵桿哩！有的說打得太烈了，子彈像蝗蟲一樣滿天飛，炮彈像老鴉群一樣“哇哇”叫，鋪天蓋地砸下來，壕溝里的土被翻了好幾遍，人都被埋起來了，可那個老八路連個子彈毛也沒沾上身，他可是鐵打的金剛，孫猴子一樣刀槍不入；又有人接話茬，咱這國的人怎么會死呢？死了還有書說嗎？英雄是不會死的，該死的都是敵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有時竟爭得臉紅脖子粗。
電影里人物藝術化的諢號也被搬到現實生活中來了，像老狐貍、高大牙、胡一闖、刁德一、何仙姑、歪頭嬤、風擺柳、水蛇腰、座山雕等，都能一一對號入座，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型。這些諢號一旦對上號，這個人便倒了八輩子霉了，他的大名再也叫不應，人們見了面都以諢號相稱謂，時間一長，有時竟記不起他的大名。老少爺們見面喊諢號，似乎比喊大名更親切。久而久之，這些有諢號的人也只得無可奈何地默認，誰愛喊什么由他去吧！鄉親之間開開玩笑而已。
那是個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十分匱乏的年代，人們在集體勞動時對電影故事情節的全身心投入以及相互以諢名開涮、取樂，以致忘了難捱的饑餓，忘了每餐兩碗稀飯泡野菜的辛酸，沉浸到電影里去了。
我本人就是個電影迷，寒暑假期間，周圍十幾里路之內的村莊只要來了電影，我總是要約幾個人去看的，如有事不能去看，夜里是睡不著覺的。記得1965年秋天，我在中學讀書，一天晚上晚自習時，聽說路山大隊放電影，我便約了幾個同學去看。學校大門已經上鎖，我們幾個人便翻過校墻去路山看電影，電影的名字是《牧童投軍》。回校后被班主任鄧聯端老師狠狠地批評了一頓。
電影放完了，第二天早晨，大隊干部便找來地富反壞右分子打掃“戰場”，也就是打掃衛生。這些“楊白勞”們全是白干活，一個工分也不給記，名曰“勞動改造”。剛放完電影的場地真是一片狼藉！大便像擺碟子似的，小便四處蔓延，小孩的鞋帽也時有丟棄，瓜子殼、花生皮、糖球核扔得到處都是。打掃衛生的人先把糞便拾起來交到生產隊，再拉上新土把尿濕的地皮鋪上一層土，防止尿臊氣被風刮到大隊部里，再把撿到的小孩鞋帽交到大隊辦公室，留以后家長來認領。
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公社里成立了自己的電影放映隊，社員們一個月或二十幾天便能看上一場電影了，只是內容太過單調了點，都是清一色的八大樣板戲。每次看電影都成了老熟套子，很多人都能背出電影臺詞來著，更多的人茶余飯后或是干活趕集的路上都在唱八大樣板戲片段。雖然如此，只要大隊來了電影，人們還是早早地去看。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農村家家有了電視機，電影才逐漸從人們的文化生活中淡出，但它畢竟在農村這個舞臺上熱鬧過幾十年，有過曾經的輝煌，給人們帶來過精神文化生活的莫大享受。
（作者系銅山區單集鎮小學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