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南方、人在香港，心向北方；人在海外，心向中國、心向北京。
由李紅梅、劉仰東創作的黨史著作《向北方》，依據重要文獻檔案和親歷者的回憶，全景式展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進步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號召，由香港前往北方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建新中國的非凡過程。
其實，在未拜讀《向北方》一書之前，筆者早在《開國大典》《建國大業》《解放》《換了人間》《香山葉正紅》等眾多電影電視劇里，對諸多進步民主人士冒著生命危險、歷盡千辛萬苦從南方趕往北方、從海外趕往北京去參加開國大典、協商建設新中國的英雄壯舉，或多或少有個大致了解。
其中印象最深的有這么幾位。
1949年3月5日，民盟總部臨時工作委員會在北平成立。上海警察局長、特務頭子毛森害怕在滬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張瀾和羅隆基等人士北上，便下令將他們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院。情況危急，周恩來親自安排營救行動。兩人脫險后的第二天，上海解放，他們發表聯合聲明表達了北上的決心。6月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復電張瀾，對“先生及羅先生準備來平，極表歡迎”。24日，張瀾、羅隆基等抵達北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鑒于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正式召開，新中國即將成立，黨中央決定派鄧穎超等人專程前往上海迎接宋慶齡北上，參加新中國的籌建工作。1949年6月下旬，鄧穎超等人攜帶毛主席和周恩來寫給宋慶齡的親筆信，趕到了上海。雖然北平對于宋慶齡來說是一個傷心之地，但她還是被毛主席和周恩來的親筆信所感動。她對鄧穎超說：“我的個人情感事小，建國大計事大，我決定接受毛主席和周恩來先生的邀請，去北平。”就這樣，新中國在召喚，戰友們也在期盼，宋慶齡欣然北上了。
要說北上的人物當中，還有一個重量級，他就是愛國主義將領張治中將軍。1949年4月，張治中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國共產黨代表談判，雙方議定了《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此協定遭國民黨政府拒絕后，接受了周恩來的懇勸留在北平，并發表《對時局的聲明》。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開國大典，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通讀《向北方》一書，筆者發現，這的確是一部書寫百川匯海、萬眾歸心的非虛構紀實佳作。與以往影視作品里關于進步民主人士零零散散北上故事相比，《向北方》這部書更系統、更詳實、更全面，幾乎能全角度查閱到每個知名人物北上時的具體情況，包括時間、地點和各種事件等，全書大致向我們傳遞了三個方面的思想和信念。
一是港英當局和特務阻撓不了進步民主人士向北方的決心和步伐。“據我回憶，開始幾次，國民黨特務和港英當局似乎沒有察覺。但是不久，當他們嗅到風聲之后，就警戒森嚴，多方阻撓。這件事，用現在的話說，完全是由漢年同志‘牽頭’的，事無巨細，從要到華北去參加新政協的人士們自內地到香港起，歡迎、宴請、商談、幫助他們安頓家務，一直到妥善地送他們上船為止，他無時無刻不為這些事操心。”這是夏衍在《紀念潘漢年同志》中對組織李濟深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一個詳細回顧。潘漢年是中共黨內具有傳奇色彩的職業草命家，曾被中共評價為“有大功于黨的統一戰線事業”，組織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應為其“大功”之一。從夏衍的回憶中不難看出，在北上一事上，那些進步民主人士是非常強烈的，卻遭到了港英當局和國民黨特務的堅決反對，而在潘漢年的運籌帷幄之中，他們一一沖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排除港英當局的百般阻撓，最終從香港成功秘密北上解放區。
二是暗殺行動阻止不了進步民主人士向北方的決心和步伐。1948年7月31日，著名“愛國將領”馮玉祥將軍應中共中央邀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在蘇聯駐美大使潘友新的幫助下，自美國乘“勝利”輪回國。在途經黑海向敖德薩港（今屬烏克蘭）行進時，輪船突然起火，濃煙沖進馮的特等艙，由于醫務室也提前被破壞，馮活活地在煙火中窒息死亡。后來查明，輪船起火是由于電影膠片起火造成的，但具體原因是什么并不知道，美國和蘇聯都認為這是一次有預謀的政治謀殺，且雙方都指責是對方所為。而大多數人認為，馮是因與蔣介石集團發生利害沖突，被特務謀害。盡管馮玉祥被國民黨反動派暗殺了，依然阻止不了成千上萬的進步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心向北方、人向北方”的決心和意志。與此同時，讀者不僅能知道馮玉祥遇難黑海所產生的影響、楊杰被暗殺對人心理的沖擊，也能進一步了解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等人在當時中國政壇中的分量，更有馬敘倫、郭沫若、葉圣陶等人在中國各個領域的活躍身姿影響眾人。
三是萬水千山阻擋不了進步民主人士向北方的決心和步伐。由于國內處于戰爭狀態，香港到解放區的陸路和空中交通都已中斷。周而復在《往事回首錄》中描述說：“當時香港和北方解放區的交通往來十分困難，陸路沒有直接交通，經過國民黨地區難于保證安全，而且花費時日：空路，香港和解放區沒有飛機往來，也不可能租用國民黨政府的飛機，更不可能租用外國飛機，外國飛機無法和解放區通航。海路，解放區沒有遠航船只。怎樣安全地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區，交通是個重大問題。”周恩來最初曾設想開辟一條“香港→英國→蘇聯→哈爾濱”的運送民主人士的空中專線。他為此密電潘漢年，讓其找民主黨派與港英政府協調人薩空了商談，請薩與當局交涉。最終北上路線多達十幾條。以香港為起點北上的路線有：香港→羅津（朝鮮）→哈爾濱；香港→仁川（韓國）→大連→沈陽；香港→大連→沈陽；香港→煙臺→天津→北平；香港→天津→北平；香港→大連→北平；香港→青島→北平；香港→安東→沈陽→北京；香港→平壤→安東→沈陽→北平。而海外歸來途徑香港的路線有：歐洲→香港→天津→北平；新加坡→香港→天津→北平；美國→香港→天津→北平；美國→北平。
至此也許有人會問：那成千上萬個進步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從戰火紛飛的南方、從萬里迢迢的世界各地似涓泉歸海、萬水朝東奔赴被戰火洗禮過的北方，到底是什么力量讓他們沖破重重撓、克服種種困難、冒著層層風險，義無反顧地奔赴解放區呢？
一是共產黨的偉大號召。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五一口號”發布的同時，毛澤東給在香港的李濟深、沈鈞儒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與“五一口號”相互呼應，重申了“五一口號”的精神，是對口號的補充和說明。“五一口號”發布后，一篇篇文章、一份份聲明，一次次討論、一個個座談，如解了凍的冰河一樣，奔流而來，拉開了協商建國的大幕。正如當時周恩來所說：“五一口號”不是宣傳口號，是行動口號。這個行動，就是邀請、部署和組織在香港及國統區的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區，籌備和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這就是我黨偉大號召的力量。
二是國民黨的倒行逆施。自辛亥革命以來，尤其自蔣介石背叛革命以來，那些民主人士們一次次見證了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也經歷了太多太多的白色恐怖。誰是真民主？誰是真反動？誰是真的為老百姓好？其實在那些民主人士們眼里看的清清楚楚，心里也早就有了一桿秤。尤其到了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的解放戰爭后期，已經腐爛到骨頭里的國民黨反動派，早已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不僅丟失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而且民心盡失。當共產黨的號召如同春雷般一經發出，那些置身水深火熱之中的民主人士們怎能不心潮澎湃、一呼百應呢？！
三是浩浩湯湯的歷史潮流。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部署下，從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香港分局護送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代表人士20多次，共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從香港乘船北上解放區。這些人士當中，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有170余人，超過第一屆政協代表總數的四分之一。“五一口號”開啟了一段與解放戰爭戰略決戰并行的重要歷史進程。這段歷史進程深刻揭示，抗戰勝利后在爭取和平民主的大潮中，各民主黨派、各界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擁護中國共產黨，自愿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不僅是時代的選擇，更是歷史的選擇。
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自1840年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占中國以來，中華民族一直處在動亂苦難之中，歷史和人民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看似偶爾，其實必然，因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為人民謀幸福的政黨，“向北方”不僅是進步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的人心所向，更是四萬萬同胞的民心所向！而國民黨反動派如喪家之犬逃往臺灣，最終走向覆滅也是必然的。
（邳州政協 李海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