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仰望飄揚的紅旗，每一次唱起莊嚴的國歌，腦海中回蕩起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并向全世界鄭重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我總是心潮澎湃熱淚盈框，生在華夏，何等有幸！感恩革命先輩為我們帶來今天的幸福生活。
10年前，我第一次了解到，我們所熟知的新中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由 1949年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626名代表選舉產生的，同時大會還通過了新中國“首都為北京”“國旗為五星紅旗”“國歌為光勇軍進行曲”等議案，人民政協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
當時我被震驚到了，政協委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油然而升。
《向北方》從一個個生動的細節向我們描述了1948年4月30日到1949年9月20日人民政協第一次會議前的這一年多時間，先輩們克服重重困難，香港分局護送350余名民主人士乘船北上的這一段重要歷程，這些人中有170余人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歷經艱險縱穿中國北上解放區是一種信念，是中華民族不屈精神的指引，是對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各界民主人士對中共中央的信任。
解放前的香港，是所有筆桿子想寫什么就寫什么的天堂，同時也是各民主黨派群賢畢至的中心殿堂。國際形勢風云變幻，1948年國內形勢已進入決戰階段。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當時聚集香港的各界人士有1000多人，包括大部分民主黨派的領袖，在戰火紛飛的情況下，如何從港英當局的眼皮子底下，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穿越千山萬水，把這些有頭有面的人物安全護送到解放區，便成為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政治任務。面對這樣一個環節多、影響大、跨越區域光、風險系數高的系統工程，周恩來坐鎮一線，對每一批北上的行動進行細致部署，民盟的領導人沈鈞儒是第1批，民進領袖馬敘倫、無黨派代表人物郭沫若是第2批，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先生是第3批……諸多小時候教科書里的人物也在《向北方》中生動起來：柳亞子、茅盾、葉圣陶、鄭振鐸……
一批批民主人士、文化大伽離港北上，投身于新政協的籌備中。當“五一口號”傳至海外，各國華僑同聲相應，陳嘉庚等多名代表啟程回國。這段風雨飄搖的日子，這段且行且歌的旅程，終究成就了新中國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就了心之向往的新中國。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向北方》：“如果說這些民主人士在香港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時，對新政協、對民主聯合政府還是一種憧憬，那么到了1949年9月，這種憧憬便如種子般落地生根，破土綻放。”
習總書記說：“人民政協要充分發揮代表性強、聯系面廣、包容性大的優勢，聚焦推動科學發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和群眾最為關切的問題，深入進行調查研究，努力為改革發展出實招、謀良策。”
翻看市政協數年來的進展與成就，協商民主一直散發著她獨特的魅力：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始終是政協工作者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當初的憧憬化為每一件提案、每一個社情民意信息、每一份調研報告，無不彰顯出廣大政協委員為助推邳州高質量發展而不懈奮斗的拳拳之心。
歷史激勵著我們，要集眾智、提建議，要獻良策、促發展，要更廣泛地凝聚智慧和力量，要實實在在完成政協新任務新要求，不負先輩不負黨，為鄉村振興出點子，為改善民生出實招，讓世人感受到政協制度的活力與魅力。
（邳州政協 朱海梅）